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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调控困局：当100万头目标撞上4000万头存栏

 

　　(一)数据鸿沟：理想与现实的残酷对撞

 

　　在生猪养殖行业的宏观格局中，一组数据凸显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显著差距。2025年6月，旨在稳定生猪市场、优化产业结构的产能调控行动正式启动，国家明确提出调减100万头能繁母猪的目标，试图以此为着力点，实现市场供需的均衡。然而，现实却给这一规划带来挑战。

 

　　自2024年6月起，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维持在4000万头以上的高位，对调控指令缺乏响应。进入2025年，这种高位运行态势不仅未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连续16个月超过4000万头存栏，使得调控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截至三季度末，调减进度仅完成6.5%，产能去化远低于预期，这不仅引发从业者对行业前景的忧虑，也使消费者对未来猪肉价格走势产生担忧。

 

　　产能过剩的状况迅速在市场扩散，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2025年10月，全国生猪均价大幅下跌至11.22元/公斤，同比跌幅超过40%，创下年内新低。在河北深州，养殖户韩平于3月底以每斤5.4元的价格出售30多头猪，仍每头亏损400元。后续卖猪的养殖户处境更为艰难，东北、河北等地生猪价格跌破5元，每头猪亏损额超过500元，部分甚至达到600元。

 

　　这一轮价格暴跌使整个生猪养殖行业陷入“价跌伤农”的恶性循环。养殖户投入大量资源，却收获惨淡回报，许多人血本无归。而消费者虽短期内享受低价猪肉，但从长远看，产能过剩导致的行业低迷可能影响未来猪肉供应的稳定性与质量，最终损害消费者自身利益。

 

　　(二)政策落地：三重手段遭遇执行瓶颈

 

　　面对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国家果断实施“限扩产、降体重、禁二育”的政策组合，旨在打破僵局，恢复市场的健康秩序。然而，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

 

　　部分企业在政策调控下，表面配合，实际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一些企业通过技术优化提升PSY(每头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将原本一头母猪年提供20头断奶仔猪提升至25头甚至更多；同时优化种群结构，淘汰生产性能低下的母猪，提升种群生产效率。这使得能繁母猪存栏量虽在数字上有所下降，但实际生猪供应能力未减反增。

 

　　企业的观望与博弈心态也削弱了政策执行效果。企业不愿主动承担减产责任，心存侥幸，期望其他同行先减产，自身趁机抢占市场份额。这种“搭便车”行为在行业内蔓延，导致整体产能去化进程缓慢。加之行业自律机制缺失，对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约束与监管，进一步削弱了政策调控成效。这如同拔河比赛，各方缺乏合力，致使市场失衡加剧。

 

　　二、企业众生相：头部企业的减产博弈与散户困境

 

　　(一)龙头企业：渐进式调整中的战略平衡

 

　　在生猪产能调控进程中，头部企业的举措备受关注。其行为对整个行业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以牧原股份为例，作为行业龙头，其产能调控措施精细且成效显著。公司从多方面发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能繁母猪存栏量调整上，展现出坚定决心与高效执行力。从最高的362.1万头逐步调减至330.5万头，这一数字变化不仅体现数量削减，更意味着对母猪种群质量的严格筛选。通过有序淘汰低产低效母猪，牧原提前完成32万头调减目标，占全国调减目标的32%，为行业树立典范。

 

　　在销售策略上，牧原做出重大调整。自6月起，全面停止向二次育肥客户销售肥猪，从源头上遏制二次育肥引发的市场波动，使生猪销售回归正常供需轨道。同时，牧原严格管理生猪出栏体重，持续降低均重，8月底均重成功降至120公斤以内，9月全月维持该水平，较高点130公斤下降10公斤。这10公斤的变化背后，是对市场供需关系的精准把握。较低出栏体重意味着更快出栏速度，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供应压力。

 

　　温氏股份同样积极响应产能调控，展现独特战略眼光与果断行动力。公司将能繁母猪存栏量控制在260万头以内，通过关停全国7家低效猪场，实现产能优化。这些被关停的猪场普遍存在养殖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关停后可减少无效产能浪费，集中资源提升整体养殖效益。

 

　　在销售环节，温氏股份与牧原股份一致，坚决禁售二次育肥生猪，稳定市场秩序。公司还将出栏均重下调至240斤以下，通过优化养殖流程与饲料配方，在保证猪肉品质的前提下，实现出栏体重合理下降。这一调整降低养殖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使温氏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新希望选择稳扎稳打的产能调控路径。公司明确维持76万头能繁母猪的稳定规模，避免盲目扩张。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这种稳健策略尤为重要。新希望深知盲目扩张可能带来短期规模增长，但也会埋下产能过剩隐患。因此，公司将重点置于内部管理与养殖效率提升。

 

　　通过优化养殖技术、加强疫病防控、提高员工素质等措施，新希望成功提升养殖效率，降低养殖成本。在销售端，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政策，禁售二次育肥生猪，稳定出栏体重，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这种注重质量与效益的发展模式，助力新希望在产能调控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然而，尽管头部企业在产能调控中做出诸多努力，部分企业仍存在“观望”心态。在响应政策与守护市场份额间艰难寻求平衡，实际减产力度未达预期。这背后既有对市场未来走势不确定性的担忧，也有企业自身发展战略的考量。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企业既要遵守政策法规，又要立足市场，这种两难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能去化速度与效果。

 

　　(二)散户之痛：生存空间被持续挤压

 

　　与头部企业相比，散户在产能调控中处境艰难。他们犹如大海中的孤舟，在市场浪潮中挣扎求生，却往往难以掌控自身命运。

 

　　散户养殖规模普遍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天然处于劣势。因资金有限，无法像大型企业那样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研发与设备更新，导致养殖效率偏低。在猪价低迷周期，这种劣势被放大，抗风险能力极差。一旦市场价格下跌，散户往往难以承受亏损压力，被迫退出市场。

 

　　在山东临沂，散户李大爷便是众多受害者之一。他养殖生猪多年，依靠几头母猪和几十头育肥猪维持生计。然而今年以来，猪价持续低迷，养殖生意陷入困境。“一头猪现在要亏好几百块，我这几十头猪，亏得我心疼啊！”李大爷无奈表示。为减少损失，他不得不提前出栏生猪，但仍难以弥补成本。“再这样下去，我真的养不下去了，只能把猪卖了，出去打零工。”李大爷话语中充满无奈与绝望。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多，产能呈现“大增、中稳、小降”格局，小散户市场份额已不足30%。大量散户在市场寒冬中被迫退出，成为产能去化主要牺牲者。他们的离开不仅是个人生计无奈选择，也对整个行业生态产生深远影响。

 

　　散户大量退出使市场竞争格局改变。大型企业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利于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推进，但也可能引发市场垄断风险。此外，散户退出冲击农村经济结构。在一些以生猪养殖为主的农村地区，大量散户离开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农村经济发展放缓。如何在产能调控中兼顾散户利益，保护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争议焦点：多方诉求碰撞下的利益分歧

 

　　(一)大企业：呼吁“一碗水端平”与源头管控

 

　　在产能调控大局中，大企业的态度与诉求至关重要。温氏股份总裁黎少松的观点引发广泛关注。他明确呼吁坚持“一碗水端平”原则，统一暂停新增生猪产能审批，从源头遏制总量扩张。这一观点直击当前产能过剩问题核心。在他看来，只有从源头上杜绝产能无序扩张，才能为后续产能优化与市场平衡奠定基础。

 

　　黎少松进一步提出，要有序退出三类低效存量产能：位于禁养区内的猪场、环保排放不达标的猪场、相关证件不齐全的猪场。这些猪场不仅生产效率落后，还可能对环境和市场秩序造成负面影响。禁养区内猪场违反环保法规，破坏周边生态环境；环保排放不达标的猪场，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废气等污染物无法有效处理，影响周边居民生活质量，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相关证件不齐全的猪场，可能存在管理不规范、质量安全无法保障等问题，给市场带来潜在风险。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大企业凭借资金、技术和规模优势占据主导地位。其行为对行业发展走向影响深远。因此，黎少松强调大企业应发挥带头作用，推动行业整合。他认为大企业有责任、有能力在产能调控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通过自身行动带动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例如，大企业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养殖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通过并购、合作等方式整合行业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

 

　　(二)监管视角：精准调控与结构优化

 

　　农业农村部作为行业监管部门，对生猪产能调控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其专家指出，当前集团企业和大规模场市场份额接近40%，中等规模约30%，小散户总体下降。这一数据反映出生猪养殖行业市场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随着规模化养殖快速发展，集团企业和大规模场在市场中地位日益重要，小散户生存压力增大。

 

　　基于此市场结构，国家引导龙头企业去产能的定位精准。个别小散户少量增产对全国产能调控大局影响较小，因其养殖规模相对较小，增产数量在全国总产能中占比微不足道。相比之下，龙头企业产能规模巨大，其产能变化对全国产能调控大局举足轻重。因此，引导龙头企业去产能成为当前产能调控关键举措。

 

　　监管部门调控重点在于引导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竞争。过去一段时间，生猪养殖行业过度追求规模扩张，导致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养殖效益下降等问题突出。为解决这些问题，监管部门希望通过调控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从注重规模扩张转向注重效率提升。企业可通过引进先进养殖技术和设备，提高养殖效率；加强管理，降低生产成本；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立足，行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市场质疑：数据游戏与实际效果

 

　　市场对产能调控效果存在诸多质疑，这些质疑给行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部分观点认为能繁母猪存栏量统计存在“水分”。一些企业为自身利益可能虚报、瞒报能繁母猪存栏量，导致统计数据无法真实反映市场实际情况。有的企业将已淘汰或即将淘汰的母猪仍统计在存栏量中，使能繁母猪存栏量虚高。这种数据不真实不仅误导政府决策，也影响市场对产能的判断，进而削弱产能调控效果。

 

　　企业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单产，也引发市场对实际生猪供应情况的疑虑。如前文所述，一些企业通过提升PSY、优化种群结构等方式，在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时仍维持甚至增加实际生猪供应能力。这使得市场生猪供应量未随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而相应减少，产能过剩问题难以有效解决。这种现象使市场对产能调控实际效果产生怀疑，认为政策执行被企业技术手段抵消。

 

　　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问题也引发市场担忧。在产能调控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为完成调控任务，可能采取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措施，对所有企业不加区分，不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这种做法虽短期内可能达到一定调控效果，但长远看可能加剧市场集中度提升，引发新的垄断风险。一些小型企业可能因无法承受“一刀切”政策压力被迫退出市场，导致市场份额进一步向大型企业集中。大型企业市场份额扩大后，可能利用垄断地位操纵市场价格，损害消费者和其他企业利益。

 

　　四、转型之路：从规模竞争到效率比拼的必经阶段

 

　　(一)产业升级：技术驱动下的产能优化

 

　　在生猪产能调控背景下，产业升级成为行业发展必然趋势。头部企业纷纷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以此作为提升养殖效率、降低成本的关键手段。以牧原股份为例，公司在种猪育种、健康管理和员工培训等方面持续发力，成效显著。

 

　　在种猪育种方面，牧原股份采用先进基因检测技术和选育方法，精准筛选优良性状种猪，不断优化种猪种群质量。这不仅提高种猪繁殖性能，还显著提升仔猪生长速度和抗病能力。在健康管理方面，公司利用智能化监测设备实时掌握猪群健康状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采取措施，有效降低疫病发生风险，减少疫病损失。

 

　　员工培训也是牧原股份提升养殖效率的重要举措。公司定期组织员工参加专业培训，内容涵盖养殖技术、疫病防控、智能化设备操作等多方面。通过培训，员工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大幅提升，能更好适应现代化养殖需求。

 

　　这些技术创新措施使牧原股份养殖成本从13.1元/公斤降至11.8元/公斤，降幅超10%。这一成本优势使牧原股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即便在猪价低迷时也能保持一定盈利空间。同时，为整个行业树立榜样，展示技术驱动产能优化的巨大潜力与可行性。

 

　　未来，随着科技进步，技术驱动的产能优化将成为行业发展主流方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将在生猪养殖领域更广泛应用。智能养殖设备可根据猪的生长阶段和健康状况精准投喂饲料，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大数据分析帮助企业预测市场需求，合理安排生产计划，避免产能过剩或不足；物联网技术实现对养殖环境实时监控和远程控制，为猪群创造适宜生长环境。这些技术应用将推动生猪养殖行业向智能化、高效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二)政策引导：构建长效调控机制

 

　　此次生猪产能调控行动暴露出短期政策与长期机制衔接不足问题，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建立长效调控机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过去产能调控中，我们多依赖短期政策应对市场突发变化。这些政策虽短期内有调控作用，但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市场形势变化时，政策效果易大打折扣，甚至引发新问题。为避免此类情况，需建立以市场为导向、政策为辅助的长效调控机制。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在生猪产能调控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可通过完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监管等方式，为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创造良好环境。如加强生猪市场价格监测和信息发布，让养殖户及时了解市场价格走势，做出合理生产决策；加强生猪养殖行业准入管理，防止过度竞争和产能无序扩张。

 

　　政策引导作用同样重要。政府可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财政补贴政策、信贷政策等，引导企业生产行为，促进产能合理调整。对主动淘汰低效产能、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建或改扩建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完善产能监测预警体系也是构建长效调控机制的重要内容。需建立科学、完善的产能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实时掌握生猪产能动态变化。一旦产能异常波动，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依据。加强行业自律也是维护市场秩序、促进产能合理调控的重要手段。行业协会可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对企业引导和监督，推动企业自觉遵守行业规范和市场规则，共同维护市场稳定。通过建立长效调控机制，可避免“运动式”去产能带来的市场波动，实现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消费破局：挖掘终端需求潜力

 

　　在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困境中，除从供给端调控产能，挖掘消费端潜力也成为破局关键。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转变，消费者对猪肉品质要求日益提高。更注重猪肉口感、营养和安全，愿意为高品质猪肉支付更高价格。因此，企业应加大高品质猪肉生产和供应，满足消费者需求。可通过采用优质饲料、科学养殖方法和严格质量控制体系，生产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安全可靠的猪肉产品。还可开发特色猪肉产品，如有机猪肉、黑猪肉等，满足不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拓展猪肉深加工产品也是提升猪肉附加值、缓解供需失衡压力的有效途径。猪肉深加工产品不仅延长猪肉保存期限，还增加消费场景和市场需求。企业应加大对猪肉深加工产品研发和生产投入，开发更多种类深加工产品，如火腿肠、腊肉、肉松、猪肉罐头等。这些产品可满足消费者不同场景消费需求，提高猪肉市场竞争力。

 

　　引导健康消费也是挖掘消费端潜力的重要举措。随着健康意识增强，消费者对健康饮食关注度提高。可通过宣传推广，向消费者普及猪肉营养价值和健康食用方法，引导树立正确消费观念，增加猪肉消费需求。宣传猪肉富含蛋白质、维生素B1、铁等营养成分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提醒消费者适量食用猪肉，避免过度摄入脂肪和胆固醇。通过这些宣传引导措施，提高消费者对猪肉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促进猪肉消费市场健康发展。

 

　　结语：于阵痛中静待产能出清之黎明

 

　　生猪产能调控所面临的争议与困境，本质上是产业转型阶段的必然现象。当100万头的调减目标与4000万头的高位存栏量形成对峙，其所映射出的，并非仅仅是供需失衡的表面状况，更是规模化进程中各方利益的深度角逐。就行业层面而言，只有摆脱“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转向效率竞争与质量提升，方可在调控浪潮之后迎来真正的行业复苏。而政策制定者则需在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之间精准寻得平衡点，防止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从而为生猪产业的稳健发展搭建可持续的制度架构。这场产能去化的持久战役，考验的不仅是行业的抗压力，更是整个产业实现破局重生的战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