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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4月21日全国外三元价格排行榜

建设三个养殖规模50—100头的养殖基地 助力集体经济发展

　　4月中旬，南方电网公司定点帮扶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永安村，该村驻村工作队在巴倮养殖基地发放猪苗50头，并邀请相关专家到村协助发放猪苗、指导农户养殖。

　　据悉，永安村初步规划建设三个养殖规模50—100头的养殖基地，该项产业的实施有助于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提高。今年以来，永安村驻村工作队员积极创新工作思路、拓宽村集体经济收入渠道，积极探索生猪养殖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确保有效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助推脱贫攻坚步伐，夯实全面小康基础，消除无集体经营性收益“空壳”村，通过入股分红、农户务工等发展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利用永安村目前的优势和独特资源条件，发展村集体养殖产业，大幅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带领村民共同实现小康目标。

“公司+家庭农场”发展生猪养殖收入颇丰!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新平县4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推进会上了解到，自4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启动以来，新平县各项工作推进顺利，首批32家养殖户正式与新平德康农牧有限公司签下合作协议，实现农企双赢。

　　据了解，自4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启动以来，新平县广大养殖户踊跃报名，全县共收到405家养殖户报名材料，现已完成初期目标100户的筛选评定和土地测绘工作。签约后，将迅速展开养殖场房的基建工作，今年8月份可投入使用。

　　新平德康农牧有限公司是华西希望·德康集团在玉溪市投资近6亿元从事生猪养殖、销售、技术咨询及服务的企业，远期发展计划在新平县实现100万头的年出栏量，2017年计划落实100个养殖单元。

　　据悉，该项目主要通过“公司+家庭农场”模式发展生猪养殖。由公司负责提供种猪、饲料、疫苗、药品、技术服务、回收销售，养殖户则按公司标准建设好圈舍，承担人工、水电、运输费用。每出栏一头育肥猪达到技术标准将获得200—300元的代养费，按每个单元1000头生猪计算，每个单元的年收入在20—30万元左右。“公司+家庭农场”模式是综合了政府帮助、企业主体、能人参与、保险支撑、银行信贷五方面的合作养殖模式。

　　张家会是与新平德康公司首批签约的养殖户之一，他表示，自己也是以生猪养殖为生，与公司开展合作，更有利于扩大养殖规模，降低风险。

一定要根治!捣毁并强制拆除一非法生猪屠宰点

　　近日，在华阴市食安办的统一协调安排下，华阴市食药局、畜牧局和公安局，对华阴市一家非法生猪屠宰点进行了捣毁，按照法律程序，对屠宰场内的非法生产设施，进行了强制拆除，对屠宰的刀具，登记造册予以没收。

　　通过这次雷霆出击，有效的杜绝生猪私屠乱宰现象，从源头杜绝了未经捡疫、检验合格的生鲜猪肉上市销售，确保了华阴市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

做到“四个不留” 以整治屠宰场为突破口剿灭V类水

　　屠宰场整治前我只顾赚线，没想到污水给周围环境带来这么大影响，这次全县开展整治，我屠宰场1天内拆除填平，并把8大车污水抽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如今深深体会到屠宰行业赚钱不仅要合法，而且不能污染环境，要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加快整改才是呀!”近日，己处理完毕屠宰场关停拆除等事宜的丽水市缙云县城北屠宰场主施利文，如释重负地说。

　　据了解，缙云目前生猪饲养存栏量6万多头，日屠宰和销售量达200多头，而生猪屠宰行业却存在“低、小、散、赖、难”，即建设起点低、规模少，屠宰场点分散在8个乡镇(街道)，且设施简陋、工艺落后、经营合法性缺失，效益不佳、责任难履、企业模式有待升级等多项短板，成为全县劣V水的根源之一。“生猪屠宰行业整治是群众关注的剿灭劣V水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事关污染整治，事关民生保障。”县相关负责人说，“此次整治是问题导向和现实问题倒逼的结果，整个屠宰行业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

　　4月12日，该县治水办接到有屠宰场污水直排的群众举报，立即引起了县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并组织农业、环保等相关多家部门领导和技术人员立即奔赴现场，迅速开展屠宰场专项整治，1天内拆除填平，并处理好污水。为举一反三，一抓到底，确保整治任务顺利完成，围绕“全部关停、供肉稳定、建新屠宰场”三大目标，马上成立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县府办、农业局、环保局领导为副组长的屠宰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挥、协调、监督屠宰场专项整治工作。同时，各乡镇(街道)作为屠宰场整治的责任主体，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把每个需关停整治的屠宰场落实到各责任人。做到“四个不留”：不留一个屠宰场，10天内壶镇、东方、新建、七里、城北、舒洪、溶江、双溪口等8个屠宰场点相继全部关停。不留一处与屠宰场相关的违法建筑，对违建坚决予以拆除，彻底消除隐患毒瘤。据统计，半个月内拆除了屠宰场点相关的违法建筑2000多平方米。不留一个污水隐患点，污水及沼液全部处理干净，抽送处理污水500多立方米。同时填没10多口污水池、沼液池，安全隐患全部消除。

　　“关停屠宰场，必须畅通新的肉品供应渠道，确保全县肉品市场稳定。”县相关领导说，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陆续关停整治屠宰场的同时，该县的猪肉通过周边县市代宰和华统等大型肉品企业供应的方法，确保了群众生活所需和市场稳定。4月19日，笔者来到县城两个猪肉市场，只见市场上与平日无异。当采访正在买肉的黄丽爱女士时，她说，最近肉市场似乎没什么变化。县物价部门为防止哄抬肉价、垄断市场等行为发生，进行巡逻，密切关注市场变化，一旦发生不良行为，坚决给予打击。

　　目前，该县立足长远，标本同治，拓宽思路，已启动新屠宰场建设，初步设计占地30亩、投资2000万元的新屠宰场，已完成选址，土地征收及相关政策处理正进行中，并着手多渠道开展新屠宰场的招商引资，争取新屠宰场早日开始运行。同时相关善后工作也在进行中，环保部门已对8家屠宰场全部进行立案，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视各屠宰场业主的态度情况，进行宽严结合，分类处理。

“舌尖上的土猪”或许是一种保护地方猪种的方式

　　当保卫地方猪种与保卫“舌尖上的中国”联系起来，或许能激发消费者的共鸣。更丰富的产品开发对舌尖上的中国建构也在蓝图当中。将产业链延伸至文化层面，建立猪文博园，给猪肉加文化佐料，使消费者咽下一个故事。在这种氛围中酝酿的不仅仅是保种意识，还有商业化模式对品种的保护。

　　据农业部称，我国是世界上畜禽遗传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原产我国的地方品种资源555个，约占世界畜禽遗传资源总量的1/6。畜禽遗传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对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第二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我国猪品种有125个，其中地方品种88个，85%左右的地方猪群体数量呈下降趋势，31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和濒临灭绝，横泾猪等8个地方猪种未发现，深县猪、项城猪等4个品种已灭绝。

　　今后，农业部将进一步完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继续加强国家级保种场、保护区、基因库建设，组织开展地方畜禽品种登记，对国家级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保种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及时有效预警畜禽品种濒危风险，提高资源保护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提起濒危物种保护，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到珍禽异兽，殊不知司空见惯的猪也有部分品种处在灭种的危险中。

　　土猪洋猪此消彼长

　　我国地方猪的衰落和西方洋品种的引进几乎是同一个时代，在人们生活尚不能小康的年代里，人们首先想要解决的一定是温饱问题，所以当有政策支持引进洋猪种时。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白猪等外国种猪生长期短、瘦肉率高，这些特点正契合了“增量”的时代发展主题的猪种被大量引进。然而我国地方猪种的劣势很容易就会被人诟病，生长周长，瘦肉率低，仔猪成活率低等特点。

　　但是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不单单追求温饱，而更多的会去追求生活品质。这时候土猪消费有所增加。消费刺激是一方面，畜禽品种保护更是一个国家畜牧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所以不难想象国家农业部完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然而保护并非易事，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参考西方几十年的保种经验，我们既要仰望星空更应脚踏实地。

　　猪种保护并非易事

　　保护地方猪种最大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品种搜集难，许多地方猪品种已经濒危或面临濒危的危险，去找到这些地方猪的种质资源是一项很难的工作，国家有政策要支持保护种质资源，但是这是一条很长且很难的路。第二市场尚不广阔。虽说人们有意愿消费土猪肉，但是也无非是一种尝鲜，每年的消费量少之又少。究其原因跟土猪肉的推广和高昂的价格有很大关系。不是任何一个市场都能买到土猪肉，消费者即使想要买土猪肉但是找不到卖家，是一件很头疼的事。第二就是找到了卖家但是三倍甚至四倍于普通猪肉的价格，也令消费者敬而远之。

　　笔者也能了解到土猪企业的苦衷，因为从保种培育，再到有机饲料使用等等一系列的养殖模式使土猪养殖的成本本来就要高很多，也是无奈才卖出高价。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我国对种质资源的保护还不到位。

　　舌尖上的土猪或许是一条路

　　中国人爱吃，会吃!地方美食往往与地方性食材挂钩。嘉兴黑猪肉质鲜美，胶原蛋白丰富，适合煲汤;乌金猪的肌肉发达，腿臀瘦肉比例高，是腌制“云腿”的原料;广西的香猪和巴马香猪、海南的五指山猪、云南的滇南小耳猪是烤乳猪的上等原料;山东的莱芜猪蒙着一层雾一样的脂肪适合做上等烤肉。

　　但地方美食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通常只是烹饪方法，食材像跟不上发展脚步的灵魂被丢在了身后。

　　“网易猪”老总丁磊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养猪的初衷是因为好久没有吃过小时候那种香味的猪肉了，当然他说的这句话也有可能是噱头，但是商人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能把噱头变成产业。

　　当保卫地方猪种与保卫“舌尖上的中国”联系起来，才能激发消费者的共鸣。更丰富的产品开发或对舌尖上的中国的建构也在蓝图当中。将产业链延伸至文化层面，建立猪文博园，给猪肉加文化佐料，使消费者咽下一个故事。在这种氛围中酝酿的不仅仅是保种意识，还有从市场终端对以商业化求解保种难题的倒推助力。

一斤猪肉30元!大学生养猪不一般!

　　近日，湖北武汉大学毕业生携重金回乡养猪的报道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多方反响，也引发了涉及创业的若干思考。

　　跳出农门再返乡创业，更看重追寻什么

　　汪旭从湖北麻城农村考进武汉大学，毕业后开电气自动化元器件公司，仅用10年就赚到了300万元，可谓挖到了第一桶金。然而，他却在跳出“农门”后又回乡养猪，花光了这笔巨资，这样做究竟值不值?

　　王军，汪旭的武大校友，开有电力设备供应公司。他目睹了汪旭改行养猪这三年。在汪旭资金紧张的时候，他也投了一点钱。他看中的是汪旭的眼光，他认为汪旭有理想，目标清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有点曲折”。

　　王军说，汪旭这三年投入基础建设较大，收益几乎为零，即便目前零星地卖点猪肉，除开费用，只能保本，目的是想朋友圈子试试反应。目前汪旭的微信群迅速增加到200人，大都是这股“猪肉香”引来的，下一步将上市场化的营销手段，同时吸引合伙人和风投加入。

　　彭阳，汪旭的发小，目前在武汉邮科院做基层经理。同样出身麻城农村的他说，他能够接受汪旭返乡养猪这件事。

　　彭阳说，他所从事的通信行业可能比汪旭以前干的电气行业更赚钱，他身边有一些干得很好的同行，有的还是“海龟”，可能比汪旭更有钱，但他们也回农村创业了。他们看中的，其实跟汪旭一样，是生态农业，“这是一种趋势”。

　　彭阳认为，目前农村的种植、养殖基本是同质化的，而汪旭想打造的“小时候”品牌猪肉，将满足人们对猪肉的差异化定制需求。

　　而汪旭回应说，做农业和做销售业务不一样，你多投入一点就会有体现，产值取决于付出。“这三年来，我一点点地看着农场从无到有，从一片荒山到现在初具规模，这种满足感让我觉得很值得。”

　　城市创业与农村创业如何看成功几率

　　既然是创业，在武汉这座未来超级城市里的创业机会，难道比麻城农村的机会还小?

　　记者找到了在汉开电气公司的老板王亦逊了解情况。王亦逊可算是汪旭原来的同行，来自监利农村。他说，有时自己与生意伙伴聊天，也想回乡弄点地，自己种点粮食、蔬菜，哪怕是自给自足，也比现在在城里吃得好，空气也清新些。

　　在王亦逊看来，返乡创业搞生态养猪，或者种植不施化肥、农药的农作物，其实瞄准的是城市市场，因为这样的农产品价格显然会高一些，而希望换口味的消费群体也在城里，“这个市场将会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农村的创业机会确实比城里大”。

　　有读者给本报留言，3年前如果拿300万元，在武汉选个好地段的房子投资，可能获得的收益比现在在乡下养猪大得多。

　　汪旭沉默了一会，说：“炒房让我想起《功夫》里收水费的包租婆，那应该是60岁以后干的事。”他认为，趁年轻就应该挑战自己，做点更实在更有意义的事情才会快乐。

　　他认为，回到农村创业，其实并不意味着远离城市或与城市隔绝。相反地，回乡创业能捅破城市与农村相隔的窗户纸，拉近城乡差距。

　　土法养猪是赚还是亏还是市场说了算

　　汪旭的努力正在逐渐获得武汉市民的认可。

　　熊翼，是一位37岁的家庭主妇，加入了汪旭的微信群，每个月都要订购几回猪排、猪肝和猪血，每次送货到家都已切好，做菜很方便，家里人也越来越喜欢。而价格，她也能接受，跟超市里卖的中粮、家佳康的猪肉，高不了多少。

　　部分武汉人消费口味的变化，远在麻城的传统养殖户并不清楚。

　　汪旭在麻城注册了两家公司，一家是“麻城市小时候农场专业合作社”，另一家是“湖北宜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冲着生态绿色初衷，除了品种上选择黑土猪外，他用米糠、红薯、南瓜等粗粮喂养，猪哪怕是病死也不愿用抗生素。

　　这些举动，在当地追求出栏率、出肉率的普通养殖户眼里，曾被当作笑话传播。三年过去了，这些养殖户对他的态度开始变得复杂。

　　“作为吃肉的消费者，我们完全赞同他的做法。”这些养殖户曾私下里给汪旭算了一笔账：“我们喂两茬猪出栏，他只能喂一茬。一头220斤左右的毛猪，我们卖给贩子的价格9元多一斤，而他能够精细屠宰分割，以一斤二三十元的价格卖到城里，这点让我们很佩服。”一些养殖户表示，“如果真的有市场需求，我们也愿意那样养”。

　　可见，两种养猪方式的冲突，不仅有观念上的碰撞，也是信息掌握不对称的必然结果。

2017年这里禁养区扩大40%，6495家猪场惨被清退

　　2016年10月以来，江西高安投入资金近3亿元，拆除退养禁养区猪场4769户，拆除退养面积362万平方米。

　　2017年，高安市又对禁养区范围进行了调整扩大，截至4月15日，新增拆除猪场1726个，面积达148万平方米。

　　江西高安专项整治养殖污染 半年多拆除退养禁养区猪场4769个

　　养猪是江西省高安市传统优势产业，产值占据农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高安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市、全国畜牧业百强县(市)，养殖业的兴旺发达曾是高安人骄傲，尤其是生猪养殖更是遍地开花，几乎村村有猪场。

　　然而，生猪养殖造成的污染也在逐年上升，给当地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生态保护迫在眉睫。

　　2016年10月以来，高安投入资金近3亿元，拆除退养禁养区猪场4769户，拆除退养面积362万平方米，并同步规范建设可养区治污设施，探寻绿色养殖之路。

　　2016年10月11日，高安组织市乡村三级约千余名干部共同参加禁养区猪场拆除退养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吹响了禁养区猪场拆除退养整治行动的号角。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市长任组长的市禁养区猪场拆除退养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由30名工作人员脱产集中办公的专门办公室;组建5个专项工作组，根据职责都制定专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成立24个市级工作组，深入全市24个乡镇，一对一推进拆除退养工作。

　　2017年，高安市又对禁养区范围进行了调整扩大，截至4月15日，新增拆除猪场1726个，面积达148万平方米。目前，高安市禁养区猪场拆除退养专项整治工作已基本完成。

　　那么，退养后的生猪养殖户如何再寻生存之道?在杨圩镇，该镇党委书记杨春兰表示，高安运输业、家装业等行业发展势头都比较强劲，乡镇将主动引导辖区内退养户转行经营，或以“公司+合作社+农户”形式，引导他们发展绿色种植产业，也可根据自愿原则，介绍他们到市内园区企业务工，通过多种渠道帮助他们另谋发家致富之道。

　　高安市八景镇灶岗村农民杨勇原来是一名养猪大户，养殖规模达1000余头。2014年退出生猪养殖业后，在政府的帮助下，他承包土地100多亩，种起了甜瓜，一年三季，年收入60余万元。

　　据了解，高安市正在以生猪养殖污染整治为突破口，引导养殖户规模集约化养殖，积极探寻发展生猪产业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养殖，向生态要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