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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万头死猪漂浮”事件来龙去脉

　　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上海方面打捞起的死猪总计上万头，引发上海市民对黄浦江水质的担忧，对上游死猪源头嘉兴市养猪户随意丢弃死猪的行为感到愤怒。死猪漂浮水源上，如何确保水质达标？在环境突发事件面前，除了看到生产和管理能力的落后与粗疏之外，还应追问为什么区域间的沟通联动如此之难……人民日报记者数日奔波，实地采访，试图还原事件来龙去脉，促进问题解决。

　　“要是没有微博曝光死猪事件，政府部门是否会刻意瞒报？”

　　1、上海没有故意瞒报，但可以做得更好

　　针对死猪漂浮事件，公众质疑集中于政府方面应对迟缓，甚至有人直接认为有瞒报之嫌。

　　3月5日，水上保洁人员在横潦泾水域打捞到几十头死猪。起初，工作人员并未在意，每年黄浦江上游都会有死猪漂来，一年总会捞出三四千头。他们并未向上反映，直到8日开始，发现死猪来势汹汹，才引起警惕，开始向市区相关部门报告。

　　3月8日，上海松江网友“@少林寺的豬1986”发布一条图文微博，显示大量死猪伴随着垃圾漂浮在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引起网民关注。同日18时16分，@松江发布以“突发事件”为题发布相关内容，“近日，负责区水上环卫作业的单位，发现黄浦江面上陆续有漂浮的死猪，并及时加强力量进行打捞。目前，从环保、水务部门不间断监测的情况看，未影响到自来水厂取水口的水质”。3月9日19时41分，上海市农委官方微博@上海三农也发布了类似消息，并称，“目前已打捞死猪900多头”。然而，两个官微粉丝总共不过7万多。而影响力极大的@上海发布迟迟不发声。

　　10日以后，上海市政府开始出面逐日向媒体发布相关事件的通报。上海市各级政府针对公众关注的饮用水安全问题、死猪打捞详情等，做到了每日公开。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威表示：“上海方面从未试图隐瞒死猪漂浮事件，从一开始就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但是记者观察认为，信息发布方式仍有改善的余地。

　　“上万头死猪漂浮黄浦江，水质居然还能基本稳定？”

　　2、记者实地探访水厂，饮用水水质符合国标

　　上海市政府的逐日通报称，到目前为止，事件对饮用水水质并无太大影响。经严格检测，水质基本正常。这一发布，引发诸多质疑：“数千乃至上万头死猪漂浮黄浦江，居然还能水质基本稳定？可能吗？”

　　据了解，目前上海主要有几大水源地，即黄浦江上游、长江口青草沙和长江口陈行，另有崇明的东风西沙在建。此次集中出现死猪的水域，是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主要供应松江、金山、闵行、奉贤这4个郊区的用水，涉及4个区供水企业的6个取水口和9个水厂，供水规模合计为241万吨/天，约占全市规模的22%；而青草沙水源地则承担着上海七成供水任务，目前安全可靠。中心城区和其他郊区区县的饮用水，与此次事件所涉水源无关。

　　3月15日，记者来到位于上海江川路的闵行水厂，这是死猪漂浮水域涉及的9个水厂之一。

　　“我们2010年增设了深度水处理设备，水处理工艺可以说达到国际水平。”厂长周剑锋介绍，“这几天除了增加水质监测密度外，还适当提高出厂水的余氯含量，增强消毒功能。”

　　自3月10日以来，上海市水务部门每天对相关水厂进行严密检测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针对原水（取水口水质）和出厂水（自来水水质）进行检测，原水在经过水厂处理后，供给市民家中。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沈依云也说，他自己敢直接饮用这几家水厂出的水：“绝对符合标准，没什么好怕的！”上海水务局称，出厂水依据的是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该标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饮用水水质准则制定，与WHO完全接轨，中国香港参照的也是WHO准则。而原水标准则采用国标GB3838—2002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而问题水域的原水水质，为什么也会“基本正常”？上海市水务局称，按照国家标准，上海除了对水质的9项常规性指标即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等进行检测外，目前还有针对性地将猪圆环病毒等微生物指标补充入水质监测指标，并对出厂水增加了猪链球菌、沙门氏菌、大肠杆菌O157、耐热大肠菌群等指标的检测。检测结果是，9项常规性指标符合国家标准，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为“未检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业专家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就好比你在游泳池发现几只死苍蝇，恶心归恶心，但对水质会有多大影响？更何况黄浦江很宽，又是流动的活水。”

　　上海水务部门一位负责人表示，死猪及水草、垃圾等漂浮物都在水面或搁浅在江边堤岸，并且许多细菌都有存活期，有些离开活体后会迅速死亡。而水厂取水口大都设在江中心靠近江底的地方，那里水流湍急，相对于表层，水质会更好些。

　　针对“上海老百姓不敢喝自来水了”的传言，记者了解到，许多居民早就开始喝桶装水，销售已成常量。很多市民家中都安装了水净化装置，本来就不直接喝自来水。上海联华超市有大小4000多家门店，占全市超市门店总数70%以上。公司办公室主任孙明告诉记者，近期桶装水销量正常，即使在松江、金山的门店，也未发生断档缺货。

　　然而，死猪特别是腐烂死猪漂浮江面的场景触目惊心，再度引发百姓对公共卫生安全的担忧。

　　“打捞死猪数量庞大，究竟有没有能力安全处置？”

　　3、上海以焚烧为主深埋为辅，将新建两个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

　　金山朱泾小泖港河附近的一处水葫芦打捞点，是金山区6个死猪就地深埋点之一。3月16日，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直径数米的大坑内，一些死猪堆放其中，工作人员在喷洒消毒药水后，又在死猪身上覆上生石灰。16时左右，当天的最后一班打捞作业船返回，被打捞上来的除了水葫芦和其他的一些垃圾水草外，只有四五头仔猪的尸体，它们被小型吊车从船上直接吊至深坑，同样被喷洒药水再覆盖石灰。“最后我们还要在上面覆盖3米左右的泥土层。”朱泾农技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经过一段时间后，死猪会全部自然降解。即使死猪身上带有一些细菌和病毒，经深埋后也会被灭杀，附近土质不会受到影响。”

　　金山区农委副主任陈正旺告诉记者，截至17日15时，金山区水域累计打捞死猪近2700头，全部采取深埋法处理。“这两天死猪打捞量已经明显下降，并且主要不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而是搁浅在江滩上或是夹在石缝中的，要靠打捞人员细细搜寻。”

　　在位于奉贤浦卫公路的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是国内第一家以焚烧方式安全处置动物尸体的企业，这里的一台高温焚烧炉和一套高压蒸煮灭菌设备正在超负荷运转。松江区水域打捞起来的部分死猪，被运送到此进行无害化处理。动物无害化处中心主任章伟建告诉记者，为了应对大量运到的死猪，中心紧急调用了车载式焚烧处理设备。

　　据介绍，高温焚烧炉是将病死动物经过1100摄氏度高温焚烧成为灰烬，达到对病原的充分杀灭，从而实现无害化和减量化。而高温高压灭菌设施则能让病死猪产生再利用价值：一可从高压蒸煮后产生的液体中提取动物油脂加工成生物柴油，二可将固体部分经烘干后加工成肉骨粉作为有机肥的底肥。

　　据悉，未来上海还将建设两个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上海市环保局副局长方芳说：“我们更倾向于上马高温高压灭菌设备，那样可以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又能使处理企业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死猪究竟何处漂来？数量如此众多，有没有疫情？”

　　4、对众多分散的养殖户而言，病死猪何去何从是极大挑战

　　3月10日，根据死猪耳标等养殖信息，上海松江区农委相关人士推断死猪基本来源于上海的上游地区。那么，死猪真相究竟如何？为什么往年死猪没有成为“浮”出水面的突发问题，今年却如此突出？

　　按照农业部的相关规定，规模化养猪场（养殖规模50头以上）的病死猪送交无害化处理每头可获得80元的财政补贴。一般生猪养殖户达不到规模养殖标准，难以获得财政补贴。而乱扔死猪现象在养殖户中并不少见。

　　当然，死猪今年大量出现，可能部分地与浙江方面一项“负责任”的举措有关。近年来，浙江严禁病死猪流入市场、流向百姓餐桌。据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畜牧业专家称，以往浙江处置病死猪存在一个民间产业链，有人收购病死猪，将其加工后流往市场，客观上消耗了一部分死猪。但去年依法惩处了几个收售病死猪的不法分子后，今年无人敢铤而走险，大量死猪被养猪户认为“晦气”，当地处理能力又跟不上，农户便随手抛弃江河，造成死猪漂浮现象明显增多。

　　据悉，这并非浙江一地面临的严峻课题。

　　大量“正常死亡”的猪尸，目前的安全处置手段远远难以满足。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可能死猪漂浮会成为各地江河面临的共同难题。

　　“如何走出‘出事—应对—再出事—再应对'的恶性循环？”

　　5、公众呼吁建立环保区域联动机制

　　3月10日，根据死猪耳标等养殖信息，上海松江区农委相关人士推断死猪基本来源于上海上游地区。

　　在环境突发事件面前，除了生产和管理能力的落后与粗疏外，相关法律法规落实执行不力，区域间沟通不够、缺乏联动机制，也是事件暴露出来的重要薄弱环节。

　　2012年4月，农业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法落实无害化处理监管责任，对市场领域交易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国家也相继出台养殖、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对规模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生猪损失及无害化处理分别给予80元和880元的补助。

　　上海市畜牧办主任李建颖介绍，目前上海已建立一支统一收集病死畜禽的队伍。除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的16辆厢式封闭式病死动物收集车之外，各区县还自行购置收集车，根据畜禽养殖量的分布情况，将收集车配备至各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每天对辖区内畜禽养殖场进行巡检收集。而一些规模养殖场还专门建设了病死猪堆放场所，养殖量比较大的区县在乡镇或村专门建立收集点，并有专人进行看管。收集人员在上门收集时，均统一填写收集登记表，经双方签字确认，运送至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集中处理。所有实行无害化处理的死猪，其养殖户均可获得80元的补贴。

　　不管是空气还是水域等等均与周边省市有着无法隔绝的联系，各方亦应充分认识到与周边城市建立各项监管联动机制的重要性。如同莱茵河的成功治理，就是因为流域各国的有效协调合作才能达成。

　　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认为，黄浦江与浙江水域相连，又是上海自来水水源地之一，应建立联防联治的协同机制。对于中等流域以上的河流，国家有关部门都应出面协调，建立联防联治、齐抓共管的机制，并对监管不力的责任部门严加追究、处理到人，防止出事—应对—再出事—再应对的恶性循环。

　　一位曾经在上海水务局工作过的人士表示，“其实，我们国家的跨区域联盟不是没有，比如长江中下游流域、太湖流域、长三角地区等等，都有各种联盟、联席会议制度什么的。只是这些机构都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权力，对各地政府没有实质性的制约作用。每年联盟开会所达成的各种协议也好、制度也好，某地政府如果执行不力，你也没办法，还不能得罪。”

　　这次耸动海内外舆情的死猪漂浮事件，再一次提醒我们反省在治理环境方面，急需建立省市区联动机制，以便针对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平息负面社会影响，防止污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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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浦江“死猪漂浮”疑团解析

　　制图：蔡华伟

制图：蔡华伟 

　　上海黄浦江上游死猪漂浮事件成为一时热点。据上海市政府通报，从3月8日以来，上海方面打捞起的死猪总计上万头。一起事涉威胁上海饮用水安全的突发公共事件，或将渐渐淡去，但围绕事件的种种质疑仍在继续发酵：死猪漂浮水源上，如何确保水质达标？在环境突发事件面前，除了看到生产和管理能力的落后与粗疏之外，还应追问为什么区域间的沟通联动如此之难……本报记者数日奔波，实地采访，试图还原事件来龙去脉，促进问题解决。 

　　“要是没有微博曝光死猪事件，政府部门是否会刻意瞒报？” 

　　1、上海没有故意瞒报，但可以做得更好 

　　针对死猪漂浮事件，公众质疑集中于政府方面应对迟缓，甚至有人直接认为有瞒报之嫌。 

　　3月5日，水上保洁人员在横潦泾水域打捞到几十头死猪。起初，工作人员并未在意，每年黄浦江上游都会有死猪漂来，一年总会捞出三四千头。他们并未向上反映，直到8日开始，发现死猪来势汹汹，才引起警惕，开始向市区相关部门报告。 

　　3月8日，上海松江网友“@少林寺的豬1986”发布一条图文微博，显示大量死猪伴随着垃圾漂浮在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引起网民关注。同日18时16分，@松江发布以“突发事件”为题发布相关内容，“近日，负责区水上环卫作业的单位，发现黄浦江面上陆续有漂浮的死猪，并及时加强力量进行打捞。目前，从环保、水务部门不间断监测的情况看，未影响到自来水厂取水口的水质”。3月9日19时41分，上海市农委官方微博@上海三农也发布了类似消息，并称，“目前已打捞死猪900多头”。然而，两个官微粉丝总共不过7万多。而影响力极大的@上海发布迟迟不发声。 

　　10日以后，上海市政府开始出面逐日向媒体发布相关事件的通报。上海市各级政府针对公众关注的饮用水安全问题、死猪打捞详情等，做到了每日公开。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威表示：“上海方面从未试图隐瞒死猪漂浮事件，从一开始就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但是记者观察认为，信息发布方式仍有改善的余地。 

　　“上万头死猪漂浮黄浦江，水质居然还能基本稳定？” 

　　2、记者实地探访水厂，饮用水水质符合国标 

　　上海市政府的逐日通报称，到目前为止，事件对饮用水水质并无太大影响。经严格检测，水质基本正常。这一发布，引发诸多质疑：“数千乃至上万头死猪漂浮黄浦江，居然还能水质基本稳定？可能吗？” 

　　据了解，目前上海主要有几大水源地，即黄浦江上游、长江口青草沙和长江口陈行，另有崇明的东风西沙在建。此次集中出现死猪的水域，是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主要供应松江、金山、闵行、奉贤这4个郊区的用水，涉及4个区供水企业的6个取水口和9个水厂，供水规模合计为241万吨/天，约占全市规模的22%；而青草沙水源地则承担着上海七成供水任务，目前安全可靠。中心城区和其他郊区区县的饮用水，与此次事件所涉水源无关。 

　　3月15日，记者来到位于上海江川路的闵行水厂，这是死猪漂浮水域涉及的9个水厂之一。 

　　“我们2010年增设了深度水处理设备，水处理工艺可以说达到国际水平。”厂长周剑锋介绍，“这几天除了增加水质监测密度外，还适当提高出厂水的余氯含量，增强消毒功能。” 

　　自3月10日以来，上海市水务部门每天对相关水厂进行严密检测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针对原水（取水口水质）和出厂水（自来水水质）进行检测，原水在经过水厂处理后，供给市民家中。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沈依云也说，他自己敢直接饮用这几家水厂出的水：“绝对符合标准，没什么好怕的！”上海水务局称，出厂水依据的是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该标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饮用水水质准则制定，与WHO完全接轨，中国香港参照的也是WHO准则。而原水标准则采用国标GB3838—2002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而问题水域的原水水质，为什么也会“基本正常”？上海市水务局称，按照国家标准，上海除了对水质的9项常规性指标即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等进行检测外，目前还有针对性地将猪圆环病毒等微生物指标补充入水质监测指标，并对出厂水增加了猪链球菌、沙门氏菌、大肠杆菌O157、耐热大肠菌群等指标的检测。检测结果是，9项常规性指标符合国家标准，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为“未检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业专家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就好比你在游泳池发现几只死苍蝇，恶心归恶心，但对水质会有多大影响？更何况黄浦江很宽，又是流动的活水。” 

　　上海水务部门一位负责人表示，死猪及水草、垃圾等漂浮物都在水面或搁浅在江边堤岸，并且许多细菌都有存活期，有些离开活体后会迅速死亡。而水厂取水口大都设在江中心靠近江底的地方，那里水流湍急，相对于表层，水质会更好些。 

　　针对“上海老百姓不敢喝自来水了”的传言，记者了解到，许多居民早就开始喝桶装水，销售已成常量。很多市民家中都安装了水净化装置，本来就不直接喝自来水。上海联华超市有大小4000多家门店，占全市超市门店总数70%以上。公司办公室主任孙明告诉记者，近期桶装水销量正常，即使在松江、金山的门店，也未发生断档缺货。 

　　然而，死猪特别是腐烂死猪漂浮江面的场景触目惊心，再度引发百姓对公共卫生安全的担忧。 

　　“打捞死猪数量庞大，究竟有没有能力安全处置？” 

　　3、上海以焚烧为主深埋为辅，将新建两个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 

　　金山朱泾小泖港河附近的一处水葫芦打捞点，是金山区6个死猪就地深埋点之一。3月16日，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直径数米的大坑内，一些死猪堆放其中，工作人员在喷洒消毒药水后，又在死猪身上覆上生石灰。16时左右，当天的最后一班打捞作业船返回，被打捞上来的除了水葫芦和其他的一些垃圾水草外，只有四五头仔猪的尸体，它们被小型吊车从船上直接吊至深坑，同样被喷洒药水再覆盖石灰。“最后我们还要在上面覆盖3米左右的泥土层。”朱泾农技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经过一段时间后，死猪会全部自然降解。即使死猪身上带有一些细菌和病毒，经深埋后也会被灭杀，附近土质不会受到影响。” 

　　金山区农委副主任陈正旺告诉记者，截至17日15时，金山区水域累计打捞死猪近2700头，全部采取深埋法处理。“这两天死猪打捞量已经明显下降，并且主要不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而是搁浅在江滩上或是夹在石缝中的，要靠打捞人员细细搜寻。” 

　　在位于奉贤浦卫公路的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是国内第一家以焚烧方式安全处置动物尸体的企业，这里的一台高温焚烧炉和一套高压蒸煮灭菌设备正在超负荷运转。松江区水域打捞起来的部分死猪，被运送到此进行无害化处理。动物无害化处中心主任章伟建告诉记者，为了应对大量运到的死猪，中心紧急调用了车载式焚烧处理设备。 

　　据介绍，高温焚烧炉是将病死动物经过1100摄氏度高温焚烧成为灰烬，达到对病原的充分杀灭，从而实现无害化和减量化。而高温高压灭菌设施则能让病死猪产生再利用价值：一可从高压蒸煮后产生的液体中提取动物油脂加工成生物柴油，二可将固体部分经烘干后加工成肉骨粉作为有机肥的底肥。 

　　据悉，未来上海还将建设两个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上海市环保局副局长方芳说：“我们更倾向于上马高温高压灭菌设备，那样可以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又能使处理企业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死猪究竟何处漂来？数量如此众多，有没有疫情？” 

　　4、对众多分散的养殖户而言，病死猪何去何从是极大挑战 

　　3月10日，根据死猪耳标等养殖信息，上海松江区农委相关人士推断死猪基本来源于上海的上游地区。那么，死猪真相究竟如何？为什么往年死猪没有成为“浮”出水面的突发问题，今年却如此突出？ 

　　按照农业部的相关规定，规模化养猪场（养殖规模50头以上）的病死猪送交无害化处理每头可获得80元的财政补贴。一般生猪养殖户达不到规模养殖标准，难以获得财政补贴。而乱扔死猪现象在养殖户中并不少见。 

　　当然，死猪今年大量出现，可能部分地与浙江方面一项“负责任”的举措有关。近年来，浙江严禁病死猪流入市场、流向百姓餐桌。据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畜牧业专家称，以往浙江处置病死猪存在一个民间产业链，有人收购病死猪，将其加工后流往市场，客观上消耗了一部分死猪。但去年依法惩处了几个收售病死猪的不法分子后，今年无人敢铤而走险，大量死猪被养猪户认为“晦气”，当地处理能力又跟不上，农户便随手抛弃江河，造成死猪漂浮现象明显增多。 

　　据悉，这并非浙江一地面临的严峻课题。 

　　大量“正常死亡”的猪尸，目前的安全处置手段远远难以满足。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可能死猪漂浮会成为各地江河面临的共同难题。 

　　“如何走出‘出事—应对—再出事—再应对’的恶性循环？” 

　　5、公众呼吁建立环保区域联动机制 

　　3月10日，根据死猪耳标等养殖信息，上海松江区农委相关人士推断死猪基本来源于上海上游地区。 

　　在环境突发事件面前，除了生产和管理能力的落后与粗疏外，相关法律法规落实执行不力，区域间沟通不够、缺乏联动机制，也是事件暴露出来的重要薄弱环节。 

　　2012年4月，农业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法落实无害化处理监管责任，对市场领域交易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国家也相继出台养殖、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对规模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生猪损失及无害化处理分别给予80元和880元的补助。 

　　上海市畜牧办主任李建颖介绍，目前上海已建立一支统一收集病死畜禽的队伍。除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的16辆厢式封闭式病死动物收集车之外，各区县还自行购置收集车，根据畜禽养殖量的分布情况，将收集车配备至各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每天对辖区内畜禽养殖场进行巡检收集。而一些规模养殖场还专门建设了病死猪堆放场所，养殖量比较大的区县在乡镇或村专门建立收集点，并有专人进行看管。收集人员在上门收集时，均统一填写收集登记表，经双方签字确认，运送至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集中处理。所有实行无害化处理的死猪，其养殖户均可获得80元的补贴。 

　　不管是空气还是水域等等均与周边省市有着无法隔绝的联系，各方亦应充分认识到与周边城市建立各项监管联动机制的重要性。如同莱茵河的成功治理，就是因为流域各国的有效协调合作才能达成。 

　　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认为，黄浦江与浙江水域相连，又是上海自来水水源地之一，应建立联防联治的协同机制。对于中等流域以上的河流，国家有关部门都应出面协调，建立联防联治、齐抓共管的机制，并对监管不力的责任部门严加追究、处理到人，防止出事—应对—再出事—再应对的恶性循环。 

　　一位曾经在上海水务局工作过的人士表示，“其实，我们国家的跨区域联盟不是没有，比如长江中下游流域、太湖流域、长三角地区等等，都有各种联盟、联席会议制度什么的。只是这些机构都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权力，对各地政府没有实质性的制约作用。每年联盟开会所达成的各种协议也好、制度也好，某地政府如果执行不力，你也没办法，还不能得罪。” 

　　这次耸动海内外舆情的死猪漂浮事件，再一次提醒我们反省在治理环境方面，急需建立省市区联动机制，以便针对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平息负面社会影响，防止污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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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黄浦江死猪：为啥仍进河里？ 

　　从5日在上海黄浦江松江段发现大量死猪起，现在9天已经过去，造成本次嘉兴养猪户把大量死猪丢弃在江河之中的正真原因是什么？

　　死猪处理设施严重不足

　　一般来说，养殖场对病死猪的处理分为两种，普通疫病(如腹泻)致死的猪和因为特殊疫病(如五号病、猪瘟等传染性疾病)死亡的猪。传统上，一旦出现死猪，按照《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养殖户采用的方式有两种：掩埋法与焚烧法。

　　掩埋法处理起来较为随意，对猪场本身条件要求并不高。根据坑的大小，一个坑一次能填一头到几百头不等。但缺点也较为明显，台湾一位养猪老板介绍：“掩埋法不仅容易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同时不利于防疫，许多猪场掩埋地址比较随意，容易出现‘乱坟岗’现象。”据南方农村报记者观察，一些存栏100头以下母猪的养殖户一般会用这种方式来做无害化处理，一般一头死猪的处理成本低于10元。没有建立无害化处理死猪的化尸池的养猪场则由政府统一回收。

　　据媒体报道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嘉兴全市各镇、村和大产大户共建造了近600个“无害化处理池”统一处理死猪，一旦发现并查实出现乱弃死猪的情况，相关农户将面临3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处罚。然而当被追问历年来被查处的违规农户数量时，蒋皓同样以“没有具体统计”进行了回应。

　　市场低迷加上警方打击

　　死猪贩卖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昨天浙江温岭市人民法院对温岭特大制售“病死猪”案的46名汲案人员，作出判决。判决案件主犯判罚最重监禁6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此前曾为媒体报道，死猪贩子一般以每斤1元的价格从养猪户手中收购死猪，然后通过加工屠宰，把死猪肉再以每斤2-3元的价格销售肉档摊贩。如果以每斤1元来计算，每头200斤的死猪可以卖到200百元。

　　为什么嘉兴养猪户不直接卖掉死猪而随意丢弃在江河之中？原来自去年春节以来全国生猪价格一直在低位运行，虽然国家曾多次出台政策调控可那也只是杯水车薪，只能得到一时的缓解，现在全国多地养猪户不得不面临亏损出局的阵痛，养肥猪反而成了“烫手的山芋”。据媒体报道嘉兴当地猪农洪伟说，“以前，一些非法经销商收购“病死猪”，个别猪农还可以以此‘卖点小钱’”。据《嘉兴日报》报道自从去年公安部门加大病死猪市场的打击、取缔力度后，没有人再来收购死猪。去年下半年，嘉兴警方侦破了一起由12名非法收购、屠宰、销售“病死猪”的跨省案件，销售网络涵盖江浙沪三省市，涉案金额达100多万元。

　　生猪补贴只有老太太喜欢

　　早在2011年，农业部和财政部就出台文件，对年出栏5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进行补助。根据《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农办财〔2011〕163号)、《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2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经费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农办财〔2012〕11号)文件，养殖环节病死猪可以获得80元/头的补贴。

　　据媒体报道嘉兴当地猪农金明认为，“如果要彻底根绝‘扔猪下水’，必须有偿鼓励‘回购死猪’。比方说回购死猪奖励10元，我想村子里的老头老太太们肯定喜欢做这个事情，没什么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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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黄浦江死猪事件：死猪肉可以吃？

　　沸沸扬扬的黄浦江死猪事件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死猪肉流入市场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网友认为死猪肉吃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些猪场会把一些病猪给杀掉场里自己吃，也未见有什么问题。那么病死猪肉究竟可不可以吃？看看网友们是怎么看的。

　　观点PK

　　有网友认为，病死猪肉一律不能吃说法欠妥。觉得每年都有大量的病死猪流入市场，但是出现问题的很少；猪肉出问题大多是人为添加禁用添加剂所致；生猪死亡原因很多，有很多只是内脏有问题；高温煮熟后大部分病菌都杀死了。还有网友认为只要不是病毒性疾病的猪肉烹饪过程高温杀了毒是可以吃的。

　　但大多数网友认为是坚决不可以食用的，认为病死猪肉肯定不安全，宁愿牺牲钱也不愿牺牲健康，而且法律也规定不可以食用。
　　两会上，人大代表胡小松指出：食品安全问题与合格率高低并无必然联系，食品安不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下面就来讨论一下病死猪肉的安全性问题：

　　人猪共患病和烈性传染病

　　曾为大家指出，常见的能够引起猪大量死亡的疾病包括：猪链球菌病、猪恶心性水肿、猪口蹄疫、猪圆环病毒2型感染、猪伪狂犬病、猪蓝耳病、急性猪瘟、猪流行性乙型脑炎、猪痘、猪布鲁氏菌病等。这些病中对大猪和小猪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小的一般大家也不会去食用，当然如果认为小猪有营养的话那就得格外仔细了。

　　大多数病死大猪是患重病的，是不允许屠宰的。那么进入屠宰场的猪国家又是有什么规定呢？屠宰标准中明确规定：确认为口啼疫、猪水泡病、猪瘟、非洲猪瘟、炭疽、狂犬病、猪密螺旋体痢疾、猪囊尾蚴、急性猪丹毒、钩端螺旋体病（己黄染肉尸）、布鲁氏菌病、结核病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人畜健康的病害动物及其产品需要销毁处理。这其中既有病毒性疾病，也有细菌性疾病等，这些病属于人猪共患病或者烈性传染病。人猪共患病远不止这些，在中国人畜共患病共有90种，而人猪共患的重大疾病一般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狂犬病、炭疽、布鲁氏菌病、结核病和猪流行性乙型脑炎。有些疾病对人也是有致死性的，对于以上猪肉应该是禁止食用。

　　高温对猪肉的作用

　　针对网友认为的高温消毒的病死猪肉高温消毒观点，可以对照以下表来看一下：

 

 

猪病	高温影响
猪瘟	感染力在56”C加温60分钟后即被灭能; 在60”C加温10分钟后亦完全灭能
猪圆环病毒病	70℃环境中仍可以稳定成活15min
口蹄疫	高温和直射阳光对口蹄疫病毒有杀灭作用，60℃5-15分钟可灭活
猪水疱病	经69℃15分钟方可杀灭
非洲猪瘟	加热被感染非洲猪瘟病毒的血液55℃30分或60℃10分钟，病毒将被破坏
狂犬病	加温50℃1小时、60℃5分钟即死
猪丹毒	肉汤培养物于50℃经12～20分钟，70℃5分钟即可杀死
钩端螺旋体病	50～56摄氏度半小时或60摄氏度10分钟均能致死
猪布鲁氏菌	加热60℃或日光下曝晒10～20分钟可杀死
结核病	部分结核杆菌在液体中加热62～63℃15分钟或煮沸即被杀死
炭疽	经直接日光曝晒100小时、煮沸40分钟、l40℃干热3小时、110℃高压蒸汽60分钟

　　从表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病毒或者细菌在实验条件下高温可以杀死，但也有温度很难处理的，而且烹饪过程中是否可以保证所有的病菌都会处于高温下也是无法确定的，因此为了自身的健康，最好是不要冒险，但是舍不得的朋友希望此表亦可以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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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黄浦江死猪事件：不投江 去何处？ 

　　黄浦江死猪事件刺痛着国人的内心，根据上海相关部门的检测，并未出现疫情，而根据有关报道，嘉兴市是此次死猪的来源之一，嘉兴市有着大量的养殖户，每年的生猪出栏量很多，此次的死猪事件也被认为是正常范围值之内。那么之前的死猪也会很多，为什么之前未见报道，于是心中疑惑，之前若没有扔进河里，死猪去哪儿了？小编为您总结以往死猪肉流向，以供参考。

　　一.正常处理

　　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禁止屠宰、经营、加工和运输,必须交由卫生防疫部门上门回收,进行无公害处理。养殖户一般可以采取的方法有掩埋或者焚烧法或者无害化处理，大型猪场一般都有化尸池。
　　对于允许疾病范围内的死猪，作为化工原料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二.随意乱扔

　　据报道称，最近因为查收购死猪的严格了，所以随意乱扔成了最实惠的一种处理方式。一般随意丢弃的猪都不会太大。像黄浦江这样大面积集中出现的情况不多见，但是少量的死猪乱扔在之前很多媒体都有大量报道，乱扔现象早己有之，甚至出现过有人捡别人丢弃的猪来做一些不法之事的传闻。这次的事件只有一个人被立案似乎并不能让人满意，食品安全不能姑息，但是如果真正要彻底追究，怕不是人们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三.流向市场

　　相比较而言，这次的黄浦江事件算是目前来讲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情况，若是流向市场危害则更大，而且也不为人所觉察。每年黑作坊曝光次数之多，涉案金额之大，作案地点之状让人揪心。前些天浙江制售“病死猪”主犯被判刑，大快人心，但是看看以往的报道，每年因此被判刑的人不在少数，屡禁屡犯，并不是法律不够严，执法机关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什么原因让每年数量巨大的死猪肉流向市场？

　　究其原因应该在于利益。我们来看看黑作坊的一则盈利情况：一般是200斤左右大猪每头100元,100斤左右的小猪每头50元。同时,死猪收来后,统一运往地下私宰场,屠宰后把猪肉按照4到5块的价格批发出去。如此一来,平均一头猪可以赚取300块以上的利润,按照屠宰场每天处理100头死猪计算,一天的利润就是3万块。

　　有如此大的利润，才出现这么多人铤而走险，甚至有报道到假检疫员收购死猪的事件。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每天都数以万斤计的猪肉流向市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市场，没有买卖就没有市场，因其便宜就有人买。像这种死猪肉加工后会便宜很多，而且消费者根本无法鉴别出来。

　　那么流向人们餐桌的死猪肉都有哪些形式呢？火腿肠、腊肠、薰肉、肉丸、绞肉、卤肉等是最主要的形式，炼油也是一种，甚至还有作为冷冻肉进入市场。流向菜市场、食堂和熟食店也是途径。有报道曾指出，一些猪场自己工人吃掉死猪肉。

　　四.作为饲料

　　何曾想过，猪粪可以用来养鱼，死猪肉竟也被人用来养鱼。有报道曾曝光有人用不明来历的死猪喂养塘鲺，弄的全村掩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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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黄浦江死猪事件：我们吃了多少死猪肉？ 

　　我国2012年全年生猪出栏量近7亿头，去年全年中国需要处理的死猪就至少有2千多万头。国家层面大力支持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我国财政每年仅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补贴就需要16亿元。

　　3月初，上海黄浦江松江段水源保护区中陆续打捞出死猪，至今已打捞近七千头。有消息称死猪来源于浙江嘉兴地区，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嘉兴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去冬今春的死猪现象特别严重，每个月多达万头。死猪事件也逐渐转换成为食品安全问题，为社会和公众热议。但事实上，国内每年产生的死猪数量更庞大，而这其中又有很大数量的死猪通过各种渠道流向了市场，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每年需处理死猪2千多万头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我国2012年全年生猪出栏量近7亿头。而据报道，养殖水平一流的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每年在正常情况下都会出现5%的死亡率，有时候如果发生流行性疾病影响，死亡率甚至超过6%。

　　而据农财宝典记者调查，中小型的养殖户生猪死亡率更高，广东新兴县的一位存栏150头的小型规模养殖户为记者算了一下全年的上市率，"一般情况下，100头猪中最后大约有90头上市，而出现疫情的情况下，上市率远没这么高。"而按照嘉兴市畜牧兽医局的官方说法，嘉兴生猪的死亡率的合理范围为3%左右。

　　若全国其他地区生猪养殖死亡水平与嘉兴相近，那么去年全年中国需要处理的死猪就至少有2千多万头。国家层面大力支持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对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贴为800元，同时对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费用给予每头80元的补助，按此规定，我国财政仅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补贴就需要16亿元。

　　贩卖死猪肉案频发

　　新牧网记者在百度检索"死猪肉案"共有925000条结果，且近年类似案件愈发频繁。就在黄浦江出现死猪事件后不久，浙江温岭法院判决了一起特大产销病死猪肉案，此案共涉及46个被告人，查扣病死猪肉、腊肠或腊肉等共计6218.46公斤。去年四月，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光明高新技术园区内暗藏一"黑猪肉"私宰点，每天流入市场的死猪肉多达万斤，该窝点屡打不绝已有数年。同在去年12月，山东平度法院宣判了一起特大加工销售病死猪肉案，一对夫妇不到4年时间加工销售病死猪肉107万斤、涉案金额高达508.6万元。有些人明知贩卖病死猪违法却顶风作案，有些人甚至不以为买死猪肉是多大的罪。这类案件在全国各地频发，被媒体揭露和报道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死猪处理的利益链条

　　死猪难以避免，而事实上，国家对死猪肉的处理早已做了明文的法律规定。按照规定，养殖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现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生猪，都应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监督下做无害化处理，无法做无害化处理的要一律销毁，严格禁止生产经营病死猪肉，严格禁止流入食用环节。

　　然而，现实是对病死猪的处理一直存在着一条地下的黑色利益链条。在2011年，农财宝典记者在韶关南雄一带发现存在不少私宰场，这些大量存在的私宰场甚至垄断了当地不少镇上的猪肉供应，而当地的国家定点屠场竟然有半数效益不好而关门。私宰现象在各地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记者在韶关暗访这些私宰场时，有人透露私宰场屠宰死猪已经是当地公开的秘密。

　　大部分的病死猪借助一些专门从事收购病死猪的猪中介流向了这些非法私宰场。一些养殖户也对这些猪中介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农财宝典记者采访的时候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目前政府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补偿方案，养殖户如果对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病死猪直接进行无公害处理，既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同时也得到不任何的经济补偿。养殖户将病死猪直接卖给猪中介却能得到数百元的回报。甚至一些有规模的养殖场出现了较大批的病猪、死猪，可以直接打电话叫这些猪中介，一般都会把病死猪低价买走。

　　除去这些猖獗的私宰场外，一些加工厂也是不少死猪肉的主要流动区域，小型加工作坊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病死猪肉被加工成以腊味、灌肠、火腿等为代表的传统美食，然而一般的消费者很难从表观上判断这些猪肉加工食品的来源和质量。甚至，有一些品相较好的死猪肉在一些地方仍然被当作正常的猪肉在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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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黄浦江死猪事件：猪肉追溯制度难产？

　　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发布消息，截止到17日晚，上海市共打捞起9000多头死猪。早在3月11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已经确定飘浮在黄浦上的死猪来自浙江省嘉兴地区，14日，嘉兴市从上海市提供的14个猪耳标，查到部份丢弃死猪的养猪户，并且对其中一个养猪户立案调查。2001年起全国已经全面推行生猪耳标管理制度，推行耳标管理制后，当生猪出栏前进行尿样抽查时，就可以知道有问题的生猪是哪家饲养场(户)提供的，并立即对违禁场实行封场处理和对检测结果予以通报。

　　《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建立一道防线

　　2002年5月24日农业部第四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动物疫病实行强制免疫，建立免疫档案管理制度，对猪、牛、羊佩带免疫耳标。免疫耳标正面印制耳标编码。编码全国统一，为8位阿拉伯数字，分上下两排。上排6位编码为免疫工作所在地，使用本地邮政编码。下排2位编码为防疫员的编号。有条件的地区，可在耳标正面边缘区印制用于乡(镇、苏木)以下防疫单元(如村、户、场、畜群或牲畜个体，以下简称基本防疫单元)编码的附加码。

　　《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的建立，对人民放心吃肉添加了一道防线。但在仔猪出生到接种疫苗前，存在着一个监管的空白期。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实行后，贩卖死猪现象虽有所减少，但并没有完全杜绝，加上私屠乱宰，保证猪肉安全工作任重而道远。

　　奥运猪肉拿到“出生证”

　　早在2007年北京已经建立了全国首个猪肉追溯体系，奥运冷鲜猪肉及猪肉制品独家供应商北京千喜鹤食品公司，为确保北京奥运食品安全，对猪肉等食品添加贴电子标签，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追溯链条和食品安全数据库，让奥运猪肉拿到“出生证”。该系统从生猪的育种、养殖、运输、分割、肉制品加工、仓储配送等方面实现全流程跟踪。一旦发现问题猪肉，只要一扫猪肉包装上的条形码，就能看到养猪户、生产加工、物流配送等企业的相关信息，立即就能追溯到猪肉源头。

　　市民“买肉打票”多此一举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保确猪肉质量，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纷纷建立起，从屠宰场到批发市场再到农贸市场三级追溯体系。凭一张小票，市民就能够清楚查看所购猪肉的“前世今生”。但从各地追溯体系试运行的情况来看，买猪肉时主动索要小票的市民很少。普遍的市民表示，买猪肉主要还是看肉本身质量好不好，哪个养殖场养的，哪个屠宰场杀的，哪个批发市场进的货，知道不知道，没什么影响。“买肉打票”觉得有点多此一举，还不太习惯。也有市民表示，对质量体系猪肉有了进一步了解，接连不断的食品安全事件让人感到不知道怎样才能买到安全的食品，特别是像猪肉这些几乎每天都少不了的菜。猪肉追溯系统，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消费者明白了，就知道如何做选择。

　　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严格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必须常抓不懈、标本兼治。这次事情发生后，农业部迅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畜牧兽医部门以此为戒，进一步认真落实动物防疫工作有关规定，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现在，各地正在做好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认真开展疫情排查，扎实抓好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做好重大动物疫病和生猪腹泻等常见多发病防控工作，搞好人畜共患病防控。二是进一步加强死亡生猪无害化处理工作，加强对养殖场户的教育、宣传和生产监管，对不按照规定处置染疫动物及其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动物尸体，以及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及产品的，依法责令无害化处理，并予以处罚。三是规范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强化行风建设，严格畜牧兽医执法“六禁令”，规范执法，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坚决防止死亡动物及其产品流入市场，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严查到底，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违法分子。同时，加快推进《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实施，加大投入力度，加大政策支持，加强无害化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应对处置长效机制。

　　我国养猪业持续快速发展，猪肉生产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几乎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养猪大国，但是由于我国养猪业疫病复杂且多发，猪肉产品卫生质量低，有关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贸易措施不完善，猪及其产品出口量却微乎其微。尤其是近年来，欧盟、美国等许多国家开始实施进口动物及肉类产品必须具有可追溯性的市场准入制度，而我国养猪业还没有完善的可追溯系统，实行动物及动物产品可追溯制度，尽快建立完善的养猪业可追溯系统，以适应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需要，是养猪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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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黄浦江死猪事件：为什么死猪肉屡现不止？

　　随着黄浦江死猪事件被媒体报道影响扩散，死猪肉问题亦引起媒体公众和政府部门的强烈关注，人们对死猪肉的担忧和恐慌便集中爆发。这几年，被媒体报道的贩卖死猪肉案件愈发增多，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死猪肉屡现不止？

　　死猪量大 养殖户或扔或卖

　　中国的生猪养殖环节正常死亡在3%～6%之间甚至更高，每年产生的死猪数量至少有2千多万头，而且这还不包括疫病流行情况下的病死猪。

　　我国生猪养殖业仍然以散养户居多，传统上，一旦出现死猪，按照《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养殖户采用的方式有两种：掩埋法与焚烧法。早在2011年，农业部和财政部就出台文件，对年出栏5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进行补助，养殖环节病死猪可以获得80元/头的补贴。

　　由于处理工作复杂，许多养殖户嫌无害化处理麻烦。高州一养殖户曾向新牧网表示，一般死猪深埋需要2米深的坑，非常费力和费时，多数养殖户也不愿意做。除此之外，焚烧所需的汽油和柴火都需养殖户准备。

　　同时，养殖户想要获得死猪补贴也十分困难，养殖场通常都在偏远的地方，"按规定要想获得这80元补贴，首先是致电给动物防疫部门，在动物防疫人员现场监督下将动物尸体焚烧或者深埋。"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新牧网记者采访的时候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目前政府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补偿方案，养殖户如果对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病死猪直接进行无公害处理，既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同时也得到不任何的经济补偿。"然而，像接近上市阶段的肉猪即使在上市前死掉，卖给猪中介也会卖个300元以上，若只是出现了疫病，则卖价更高，甚至能卖到1000多元。"

　　法律观念淡薄 贩卖死猪肉不以为然

　　2012年12月，山东省平度市法院宣判一起非法加工病死猪肉案，4名被告人不到4年时间加工销售病死猪肉107万斤、涉案金额高达508.6万元，一审分别被判处7～15年有期徒刑。然而，4名被告人被带出法庭送往看守所的时候，他们的亲属都哭了起来，"没想到这也能犯罪，判得那么重。"其中一名被告人的亲属告诉记者，以前卖死猪肉都是公开的，后来国家不让卖了，很多人还是偷着卖，大家都不认为这是犯罪，顶多被查处后没收猪肉或者罚款就了事了，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事实上，加工销售病死猪肉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此案审判长说，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其中的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200万元以上的，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执法监管不力 收运制贩形成产业链

　　观察被媒体报道揭露的贩卖死猪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都有相关执法人员"助力".2012年深圳市光明新区"病死猪肉流入市场"案中，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受贿渎职，为不法分子撑起保护伞。

　　病死猪销往市场需要通过重重关卡，一是在生产环节，对病死猪未按规定无害化处理，卖到私宰点；二是在加工环节，病死猪肉未经检验检疫，被制作成肉制品；三是在销售环节，再次"逃"过了检疫、工商、质检、卫生、市场管理等关卡，销往各地食品市场。执法监管不到位，也给病死猪以逃生之路。

　　事实上，病死猪流转的各个环节都存在漏洞：国家虽然有规定的死猪补贴，但对病死猪的处理缺乏具体有效措施，养殖户每年有大量的病猪、死猪需要处理；各地大量存在地下私宰场，部分地区甚至垄断当地猪肉供应；大小加工场制售腊味等食品谋取暴利；病死猪肉一般价格比正常猪肉便宜很多，有一定市场需求。如此，养殖户出售病死猪→猪中收购→地下私宰场→不法加工场→销售（集贸市场或餐饮企业）这样一个典型的制售病死猪肉产业链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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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康震:黄浦江及上游漂浮死猪已得到有效处置

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表示：黄浦江及上游漂浮死猪已得到有效处置 标本兼治建立长效机制

　　黄浦江及其上游水域出现大量漂浮死猪事情发生后，农业部及时派出两批督导组赴浙江、上海实地调查了解情况，督导、协调处置工作。3月16日，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在嘉兴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黄浦江及其上游水域漂浮死猪事件发生后，公众对此高度关注，农业部及有关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您这次到浙江嘉兴来，了解到的情况怎样？

　　于康震（以下简称“于”）：黄浦江及上游水域出现大量漂浮死猪事情发生后，农业部立即责成浙江、上海两地组织力量抓紧打捞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查明死猪原因和来源。农业部在第一时间派出调查组赴浙江、上海实地调查了解情况，督导、协调处置工作。这次我又带一个督导组来了。这几天，我们到浙江嘉兴养殖场户、河道水域、打捞现场、无害化处理现场进行了实地查看，听地方介绍了情况，与有关部门和畜牧兽医专业人员进行了会商。总的看，这次事情发生后，当地政府采取了迅速、规范的应对措施，情况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上海市迅速组织农业、环保、水务、卫生等部门开展死猪打捞、无害化处理、抽样检测、水质和环境监测等工作。浙江省开展拉网式排查和清理，嘉兴市累计出动巡查人员53377人次，巡查水域面积63991公顷，全面开展排查、打捞、处置工作。

　　从我们实地调查了解的情况看，目前，黄浦江及相关水域漂浮死亡生猪数量明显减少，发现的漂浮死猪都能得到及时打捞并做无害化处理，嘉兴等地乱扔死猪现象得到有效控制，没有发现有病死猪流入市场的情况。据当地有关部门检测结果，水质指标正常。

　　记者：公众非常关心，这次为什么会集中出现这么多的死猪？是不是这些地方发生了重大动物疫情？

　　于：这也是我这次来要重点搞清楚的问题。这次事情发生后，农业部立即指示当地畜牧兽医部门及时进行采样、检测、调查、分析，并派出专家指导。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场四次采集了死猪的心、肝、脾、肺、肾、淋巴结、扁桃体等内脏样品共20套，采用荧光PCR方法进行六种病原检测，包括猪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3种重大动物疫病，以及猪伪狂犬病、猪圆环病毒病、猪流行性腹泻等3种生猪常见疫病。检测结果显示，13份样品中检出猪圆环病毒病阳性（阳性率65%），所有样品其余病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浙江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采集嘉兴市36份死猪病料样进行检测，检出16份圆环病毒阳性，7份猪流行性腹泻病毒阳性，这两种病毒引起的都是猪常见病；未检出生猪疫病病源。我们这次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分析、会商，现在可以肯定，当地没有发生生猪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

　　综合分析，当地生猪死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地生猪饲养量大，散养比例高，正常生猪死亡淘汰数量相对较大。二是去冬今春，当地雨雪寒潮天气多，气温变化大，导致仔猪抵抗力下降，圆环病毒感染和腹泻等常见病引起死亡率较往年偏高。嘉兴市到目前共清理并无害化处理死猪3601头，其中80%是仔猪。根据规定，病死猪应该进行无害化处理，当地绝大部分死猪也都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但是，由于一些养殖场户法制意识不强、陋习难改，加之监管和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导致向河道随意抛弃死猪情况仍有发生。

　　记者：这些地方下一步要做哪些工作？

　　于：下一步，第一位的是有关地方要认真彻底做好黄浦江及其上游地区漂浮死猪打捞、无害化处理工作，同时采取果断有力措施，保证对每一头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不让一头新死亡猪抛入河中”，决不允许病死动物进入市场。各地正在紧张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记者：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生猪饲养过程中会有一定的死亡率，畜牧兽医部门准备采取哪些措施防止这次类似事件发生？

　　于：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严格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必须常抓不懈、标本兼治。这次事情发生后，农业部迅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畜牧兽医部门以此为戒，进一步认真落实动物防疫工作有关规定，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现在，各地正在做好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认真开展疫情排查，扎实抓好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做好重大动物疫病和生猪腹泻等常见多发病防控工作，搞好人畜共患病防控。二是进一步加强死亡生猪无害化处理工作，加强对养殖场户的教育、宣传和生产监管，对不按照规定处置染疫动物及其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动物尸体，以及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及产品的，依法责令无害化处理，并予以处罚。三是规范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强化行风建设，严格畜牧兽医执法“六禁令”，规范执法，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坚决防止死亡动物及其产品流入市场，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严查到底，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违法分子。同时，加快推进《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实施，加大投入力度，加大政策支持，加强无害化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应对处置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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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彻查死猪来源 未发现死猪流入市场

　　近几天，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率领的督导组到浙江嘉兴养殖场户、河道水域、打捞现场、无害化处理现场进行了实地查看。上海市农委16日表示，经现场核查，网络传言“上海本地养猪企业涉及死猪事件”失实。

　　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于康震说，黄浦江及上游水域出现大量漂浮死猪的事情发生后，农业部立即责成浙江、上海两地组织力量抓紧打捞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查明死猪原因和来源。当地政府采取了迅速、规范的应对措施，情况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从实地调查了解的情况看，目前黄浦江及相关水域漂浮死亡生猪数量明显减少，发现的漂浮死猪都能得到及时打捞并做无害化处理，嘉兴等地乱扔死猪现象得到有效控制，没有发现有病死猪流入市场的情况。据当地有关部门检测结果，水质指标正常。

　　养猪量大和常见病多发是死猪多的主要原因

　　于康震说，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场四次采集了死猪的心、肝、脾、肺、肾、淋巴结、扁桃体等样品共20套，采用荧光PCR方法进行6种病原检测，包括猪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3种重大动物疫病，以及猪伪狂犬病、猪圆环病毒病、猪流行性腹泻等3种生猪常见疫病。

　　检测结果显示，13份样品中检出猪圆环病毒病阳性（阳性率65%），所有样品其余病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浙江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采集嘉兴市36份死猪病料样进行检测，检出16份圆环病毒病阳性，7份猪流行性腹泻病毒阳性，这两种病毒引起的都是猪常见病；未检出生猪疫病病源。可以肯定，当地没有发生生猪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

　　当地生猪死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地生猪饲养量大，散养比例高，正常生猪死亡淘汰数量相对较大。二是去冬今春当地雨雪寒潮天气多，气温变化大，仔猪抵抗力下降，圆环病毒感染和腹泻等常见病引起死亡率较往年偏高。

　　嘉兴市目前共清理并无害化处理死猪3601头，其中80%是仔猪。根据规定，病死猪应该进行无害化处理，当地绝大部分死猪也都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但由于一些养殖场户陋习难改，加上监管和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导致随意抛弃死猪情况仍有发生。

　　于康震说，下一步，有关地方要认真彻底做好黄浦江及其上游地区漂浮死猪打捞、无害化处理工作，同时采取果断有力措施，保证对每一头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不让一头新死亡猪抛入河中，决不允许病死动物进入市场。

　　网传“上海本地养猪企业涉及死猪事件”失实

　　上海市农委16日表示，经现场核查，网络传言“上海本地养猪企业涉及死猪事件”失实。

　　上海市农委发布消息说，五里塘良种养猪场现在确已关闭，原址原猪场土地已复耕，准备种植农作物；原址附近现为施工工地，也没有发现有畜禽饲养的情况；对原址附近水域进行了仔细搜查，未发现有漂浮死猪的现象。

　　至于位于浦东新区航头镇、离黄浦江20公里左右的张姚养猪场，具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也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出境动物养殖注册企业。经现场查看，相关交接单据齐全，与生产记录一致，现场未发现不规范处理病死猪现象。

　　上海梅林食品有限公司以生产“梅林牌”罐装食品为主。2013年1月至今入厂猪肉原料没有浙江的肉类生产企业供货。检查人员对公司用于贮存原料产品的冷库进行实地检查，库内贮存有冻猪前腿肌肉、冻猪精膘等生产原料，没有发现来源不明的动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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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嘉兴未发生重大动物疫病

　　国家首席兽医师赴浙江督导死猪处置工作
　　
　　“嘉兴未发生重大动物疫病”

　　据新华社电 黄浦江及其上游水域出现大量漂浮死猪事件发生后，农业部立即派出两批督导组赴浙江、上海调查了解情况，督导、协调处置工作。近几天，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率领的督导组到浙江嘉兴养殖场户、河道水域、打捞现场、无害化处理现场进行了实地查看。

　　于康震说，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场四次采集了死猪的心、肝、脾、肺、肾、淋巴结、扁桃体等样品共20套，采用荧光PCR方法进行六种病原检测，包括猪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3种重大动物疫病，以及猪伪狂犬病、猪圆环病毒病、猪流行性腹泻等3种生猪常见疫病。

　　检测结果显示，13份样品中检出猪圆环病毒病阳性(阳性率65%)，所有样品其余病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浙江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采集嘉兴市36份死猪病料样进行检测，检出16份圆环病毒病阳性，7份猪流行性腹泻病毒阳性，这两种病毒引起的都是猪常见病；未检出生猪疫病病源。可以肯定，当地没有发生生猪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

　　于康震说，下一步，有关地方要认真彻底做好黄浦江及其上游地区漂浮死猪打捞、无害化处理工作，同时采取果断有力措施，保证对每一头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不让一头新死亡猪抛入河中，决不允许病死动物进入市场。

　　回应

　　上海农委 “本地养猪企业涉死猪事件”失实

　　上海市农委16日表示，经现场核查，网络传言“上海本地养猪企业涉及死猪事件”失实。

　　上海市农委发布的消息说，根据网帖传言中的信息，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派出10名调查人员分三组，赴松江区五里塘良种养猪场、浦东新区张姚养猪场及杨浦区上海梅林(7.83,0.04,0.51%)食品有限公司，会同辖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对有关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经现场核查发现，网传消息不实。据新华社

　　嘉兴 不能认定死猪全部来于嘉兴

　　15日22点32分，浙江省嘉兴市深夜就“死猪”事件召开新闻通报会。嘉兴市副市长赵树梅表示，截至15日，“已收集乱弃死猪3601头，其中80%为小猪。”赵树梅强调，目前嘉兴市区水厂、各县(市)水质检测结果处在正常范围，江浙沪交接断面水质保持稳定。

　　赵树梅表示，根据全面的调查分析，死猪的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嘉兴市生猪总体养殖量大，规模小，密度高，小规模户饲养管理水平差，全程成活率相对管理水平高的养殖场低，正常死亡绝对量大，据悉，2012年嘉兴全市生猪饲养量734万头，生猪养殖户13万个，出栏规模50头以下的养殖户占89%。从数字来看，小规模的养殖户占了大多数。

　　二是从死猪的月龄来看，小猪占了大多数。去冬今春，嘉兴市雨雪天气较往年偏多，2月份就先后有2次大的寒潮，气温起伏大，小猪抗冻能力弱、抵抗力差，易诱发腹泻等常见多发病而死亡，特别是饲养条件差的户，崽猪死亡率更高。

　　三是极少数养猪户法律意识仍然淡薄，随意丢弃死猪的陋习难改，随着近期气温回暖，原沉在河道里的死猪陆续上浮。

　　四是从打捞的死猪看，死亡的时间多半为半个月以上，时间跨度较大，并非一时暴发造成。

　　赵树梅强调，目前嘉兴确实未发生重大疫情。

　　针对嘉兴被指为黄浦江漂浮死猪来源地问题，赵树梅表示，嘉兴已对上海方面提供的17个耳标进行协查追溯，其中7个已查处到位，6个已立案调查，4个有待进一步查证。她强调，耳标是生猪首次免疫时的标记，一部分会转售其他地区养殖，“因此不能认定上海水域的死猪全部来源于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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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上的死猪引发世界关注

　　作为上海市民引用水源的黄浦江已发现近3,000头死猪，有报道说这是上游养猪场抛进江中的病死猪，外媒对这一事件及背后可能存在的疫情隐匿问题进行了报道和评论。

　　英国《卫报》3月11日的报道说，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有2,800多头死猪被发现漂浮在流经上海市的黄浦江里，而上海市民所饮用的自来水就取自黄浦江。报道说，虽然这些死猪的来源仍然在调查中，但从流经上海的黄浦江水中已经检测出了猪圆环病毒成分，这种病毒会感染猪，但不会感染人。报道援引中国知名新闻博客豆腐部的文章说，上海这些天气温很高，死猪经太阳暴晒后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这让在现场做报道的大多数记者都感到恶心。

　　报道还援引浙江《嘉兴日报》的报道说，有位村民称，过去两个月中他所在的村庄有近两万头猪因不明原因而死亡，由于浙江省没有鼓励农民妥善处理死猪的补偿机制，村民们常常把死猪直接抛进当地的河里。

　　美国彭博新闻社3月11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在有关黄浦江上漂浮有大量死猪的诸多消息中，最令人不安的一则是由郊县的一家地方报纸最先报道出来的，然后又在微博上被广泛传播。这则消息说，今年1月和2月黄浦江上游的一些养猪场出现了猪瘟，导致两万头猪死亡，那时上海郊区的路边就出现了死猪。这则发生猪瘟的报道部分得到了中国官方媒体的证实。

　　文章说，如果上海周边地区真的发生了导致家畜大量死亡的动物疫病，为何相关消息没有向公众通报？在猪瘟已经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农民们大概除了将死猪倾倒进河里已别无其他选择的时候，负责公共健康事务的官员们又到哪里去了？文章说，今年是中国2003年爆发非典疫情10周年，对那些关注中国公共健康的人来说，此次疫情所发生的时机以及对事实真相可能存在的掩盖尤其具有讽刺性。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3月11日的报道说，请你猜个谜：什么时候在一座主要城市的水源供应地发现2,813头死去和腐烂的猪一事不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答案：当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时候。报道说，上海市水务局周一坚持说，尽管黄浦江上出现了大量死猪，但取自黄浦江水的上海自来水依然符合国家水质标准。

　　印度《印度时报》3月11日的报道说，本周一，随着浙江和江苏方面可能将一起猪疫情瞒报了数周之久一事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中国一些网民开始猛烈抨击政府部门没有及时对这件事做出回应，称政府只是在有人将黄浦江上死猪的照片发布到网上后才公布了相关信息。报道说，由于政府部门仍继续在黄浦江上搜寻死猪，被发现的死猪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官员们担心公众会爆发出更大的愤怒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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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船工称官方死猪数据作假 已埋几万头

　　3月初上海黄浦江浮现死猪后，死猪来源地——浙江嘉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动物疫情与水质问题之外，死猪事件在当地已经呈现出另外一种怪现象——很多渔民不再捞鱼了，他们慢慢转行，以捕鱼的技能来捞死猪。

　　当最反对养猪的渔民，也渐渐接受了捞猪的事实时，污染河流的恶魔，就失去了它的最佳敌手。养猪户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及政府监管的无奈和投入的不足，“成就”了一河死猪。

　　本报记者 谭君 发自浙江嘉兴3月15日下午，浙江嘉兴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全市未发现动物疫情，同时也公布了近一周内收集的死猪数目：3601头，相关地区的水质正常。

　　“3601头”，这一数字可能只是死猪数的冰山一角。

　　3月15日下午2点到4点半，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横港村和镇北村两个死猪埋葬点，两条10多米长的捞猪船，各拖来半船左右的死猪。在竹林村，每天也有七八条大船在捞猪，同时这个村的岸上7个垃圾站半天收集的死猪能达70多头。

　　新丰镇有10个行政村，村村都养猪，而该镇的养猪户数还不到嘉兴全市总户数的1/10。村民估测新丰全镇最近所捞死猪有上万头。

　　在村民眼里，嘉兴新丰镇“一年四季都有人在捞猪”，“每年这个时候要集中大批量捞猪”，当地已经从传统的“鱼米之乡”变成了一个“猪的水乡”。因为猪粪和死猪等污染，渔民已多年捞不到鱼，很多渔民只好转行“捞猪”。

　　死猪的水乡猪是一年四季都要捞的“这几天埋掉的死猪可能有几万头”

　　浙江嘉兴市，这座城市被水包围，城外的村庄，水路纵横，河浜交错。

　　3月15日中午，记者划船驶入该市新丰镇民丰村一处河浜，在不到300米长的河道里，发现20多头死猪。

　　人如果站在岸上，河里的死猪不容易被发现。

　　当地人许留根在船上，用竹竿拨开一撮水草，一头中等大小的白猪浮出水面。接着，船仅在水面滑动两三米远，又有一头稍大死猪淌出，散发一阵恶臭。船向东再行十来米，在一个水草更茂密的地方，许留根指着浮在草丛中的编织袋说，“这里面是死猪。”他往袋子底部挑去，四头小猪哗啦一声，掉了出来。

　　许留根说，三天前，他在这段不到300米长的河道里发现170多头死猪，它们漂在水面，或挤在泥坑里。记者看到的20多头死猪，就是捞猪队捞过后剩下的。

　　河里死猪漂浮，垃圾镶嵌，二者挤出的各色污垢，把河浜的水装裱成一面黑镜子，“黑镜子”平静地与平湖塘拼接，最终汇入黄浦江。

　　实际上，新丰镇上大多数河浜都像这里一样受到污染，解决污染的常用办法是，打捞死猪。

　　“猪是一年四季都要捞的。”竹林村村民汪文进说。有十几条大船的老板徐伟（化名）说，除下雨外，政府会租他的大船，在一个村区域内巡视捞猪。

　　徐伟介绍，捞猪队一般由5个人组成，他们开一条大船和两条小船，其中1人开船，4人钩猪。小船配合大船作业：捞猪队员先将小船靠岸，从杂草里把死猪钩到河中央，大船上的人再用齿勾将死猪挑进船舱。他没有统计过日常捞猪数量，反正“几百头是有的”。

　　徐伟说，这个时候是死猪比较多的时节，他有七八条船出去捞猪，他主要负责一个村子的捞猪区域。他说，在竹林村、净相村、镇北村，都有像他这样的船队去捞猪。

　　3月16日，竹林村村民陈巧根说，他这几天参与了村委会组织的集中捞猪行动，第一天他用自己的小铁船捞了一船死猪，估计有好几百头。第二天他改用大船捞猪。第三天上午，他在栖凰埭村附近的一处养猪大户旁的河道，至少捞出300头死猪。

　　3月16日上午8点多，记者跟随与平湖塘交汇的仁康塘死猪打捞队伍，在约50米距离内，船工们从水里捞出6头死猪。这6头猪体形都较小，其中一头太小，几次从船工的二齿勾上滑落，船工只好任它甩在船尾。

　　3月15日下午2点多，记者站在一条装了小半船猪尸的大船上，在三角塘桥附近偶遇了两条捞猪船，一条船刚卸完“货”，另一条装满猪尸，有两只约两百斤重的大猪，被直接横在甲板上。舱内大小不等的猪尸杂乱横陈，有的腐烂发绿，变成一团腐肉，有的四肢伸展，指向天空。

　　横港村和镇北村的河边，各挖出一个大土坑掩埋死猪。守候在埋猪坑旁的吊车，把死猪从船舱起运到河边新挖的大泥坑。陈巧根说，“这几天埋掉的死猪可能有几万头。”

　　3月15日，嘉兴市政府称，整个嘉兴市最近一周捞到死猪3601头。对此船工们认为：“假的，肯定不止。”

　　在新丰镇，类似横港和镇北的埋猪坑并不止一个，“捞猪”六年的汪文进说，好多地方都埋过猪。

　　养猪业膨胀死猪与猪粪抛入河浜，河水黑得深不见底当地村民认为死猪流入河中，多是猪得了传染病，养猪户不得不扔所致当地渔民们说，死猪主要是当地养猪农民扔到河里的，也有的是从河流上游漂下来的。

　　新丰镇早在1990年代就开始大规模养猪。全镇有10个行政村，养猪户超过10万，家家户户基本上都在养猪。因为养猪业的带动，成片的绿色牧草，有六七个窗户的长排猪舍，飘忽的猪粪臭味，构成了新丰镇各村庄的猪园风光。

　　尽管这里的“竹林三元”猪远近闻名，但死猪处理和猪粪排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渔民们说，近两年，河里的死猪越来越多。陈巧根认为，死猪之所以多，可能是养猪户的猪得了传染病，养猪户才不得不扔所致。

　　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介绍，猪的正常死亡率是生猪出栏数的3％。最近死猪较多，是冬天天气寒冷，小猪抗冻能力弱所致，目前全市猪的死亡情况正常。

　　按照这个说法，新丰全镇一年生猪出栏40万头，该镇每年正常死亡的生猪为1.2万头，平均每个村一年死1000多头猪，平均每个月，一个村死亡的猪约为100头。

　　但3月15日上午，记者跟随死猪回收人员一行看到，死猪回收人员在竹林村7个垃圾站，就收到死猪70多头。回收人员钟德说，他们每天上、下午要两次去垃圾站收死猪，下午回收到的死猪数稍微少点，他和另一个搭档，做这个工作已经一年。体形大的死猪需要两个人抬，小的则如大老鼠的死猪，则直接扔回垃圾站。

　　据竹林村一个垃圾站旁干农活的村民介绍，他们村小组有400户村民养猪，每天扔到垃圾站的死猪，几十到上百不等，死猪多的时候，扔得路边到处都是。

　　更重要的是，这还不包括水里的死猪。在新丰，死猪抛入河浜，是公开的秘密。“（养猪户）他们一般在晚上，或者清晨，趁没人看见就扔到河里。”许留根说。

　　新丰镇政府官网显示，该镇从2012年开始陆续在各村修建畜禽无害化处理池。回收人员把收集的死猪扔进化学池，待其分解。而此前这些死猪最大的葬场，是环绕于养猪农户屋前房后的河浜。

　　尽管政府组织专人回收死猪，并制定严格的政策，“乱扔一头，抓到拘留五天，罚款三千”，却依然无法改变河道随处可见死猪的局面。

　　渔民们说，除了死猪造成河流污染外，河流污染的另一个重要污染源是猪粪。

　　新丰镇政府一份“2011年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百日攻坚’”方案显示，政府组织3支专业执法队不断巡查，阻止养猪户偷排猪粪。但显然效果不大，河浜已成为养猪户的排泄猪粪池。远离猪舍、住在河边的渔民陈巧珍说，“早晨起来，坐在家里闻到一阵猪粪臭，就知道又有人偷排了。”

　　猪粪直排入河流，使河流变成“黑河”。在天晴时，透过平湖塘河面清澈的流水，人们可见河底的猪粪沉渣。而那些猪舍附近的河浜，则是黑色的河面，黑色的河底，黑色的河面映着一排排农民修葺一新的时尚别墅，而猪粪在河里浮沉。

　　政府的逻辑鱼是否在河水发臭前已死，不得而知渔民多次上访求解水污染问题，未果。随后渔民改行，少有人再谈论该问题“这样的河水怎么还会有鱼？”五十多岁的徐玉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渔民，当别人问她是否捕鱼时，她愤愤地反问道。

　　作为鱼米之乡，新丰镇上、平湖塘边，保留了丰南和丰北两个渔村。早在2003年，包括丰南渔村在内的5个乡镇的9个渔村渔民，就联合向当地反映水域被猪粪污染等问题，在此之后，几乎每一年都有村民联合上访。但河流仍被一污再污，污染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2009年，丰北村渔民许金良接受《嘉兴日报》采访称，2005年新丰镇80％的河里已没了鱼的踪影。2013年3月16日，渔民陈巧珍对潇湘晨报记者说，一开始河流虽然塞了猪粪，但偶尔能捕条鱼，也是臭得卖不出去。前几年则是一条臭鱼都没有了。

　　“我们去上访，他们把材料往抽屉一关，没事了。”丰南社区渔业组组长李辅成说。

　　实际上，政府并非没有回应。

　　2011年10月13日新丰镇政府书面答复徐玉妹等13人向市、区政府上访反映的问题。但这份答复中，镇政府对于水污染的表述令人费解。渔民反映“所在区域内水源污染严重，导致近年来渔业资源匮乏”，政府称，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基本属实”。但处理意见和依据又说，“我镇南部水域面源污染在部分区域有所存在，大部分流通水域水质还好。”所以政府认为渔民要求政府补偿的依据不足。

　　2011年10月17日，嘉兴市南湖区农业经济局也回应了渔民的问题。这份公文称，河水变黑发臭的原因，“可能是恶劣天气形成的，是暂时的。”接着又用这样的逻辑总结：“你们没有提到河道变黑发臭造成鱼类死亡，是否是（河道变黑发臭）之前鱼类已经死亡还是你们没有提到，我们不得而知。”

　　渔民十分气愤，在当年的10月31日又去南湖区政府上访，他们认为：“由于河水大面积污染，哪来鱼类死亡可言，水中本来就没有鱼。”

　　南湖区政府对渔民们申请的行政复议作了答复，仍支持“河水变黑发臭只是暂时现象”的观点，至于无法捕鱼的问题，区政府回应：“工作人员现场勘察时看到仍有部分渔民在河道内捕鱼。”

　　徐玉妹确实仍在捕鱼。今年3月15日，她告诉记者，她捕鱼捕了一晚上，鱼才卖二十多元。鱼是她偷偷到和别村搭界的水面捕的。

　　偷捕是危险的。陈巧根就被抓到一次，罚了2000元，他捕鱼时使用了炸鱼工具。李辅成经常要处理的问题是，别村书记给他打电话，说抓到他们村的人了，要他准备好钱去领人。

　　不过，在获得南湖区政府对其行政复议作出的答复之后，渔民们不再上访了。

　　2012年年初，河流污染到何种程度，河里到底有没有鱼，少有人再关心——因为渔民们改行了。

　　捞猪的渔民每天可获150元收入

　　污染的河流没有鱼，渔民不再以捕鱼为生；改行捞猪，渔民有优势

　　站在新丰桥上，可以看到丰南、丰北两个渔村的二三十条渔船泊于两岸，渔船多是乌篷船，船在河面勾勒出幽雅的弧影——只是船主现在鲜少捕鱼，而是“捞猪”。只有几米宽的河浜，大的捞猪船进不去，而渔民的乌篷船轻快，容易掌控，它灵活地在河里穿梭，机敏地寻觅着散发恶臭的死猪。

　　李辅成说，目前该村组有职业渔民246人，现在还捕鱼的只有60人，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在捞猪。记者在今年3月14日－3月16日采访了8个渔民，他们要么正在捞猪，要么已经捞过猪。

　　徐玉妹去年参与捞猪，两人一条船，一人划桨，一人捞猪，两人一天一共可得收入300元。但她只捞了4天，“太臭了，不想捞。”陈巧根坚持下来，他仍担心村委会是否会给到150元/天。记者问徐伟捞猪好还是捞鱼好，他说：“赚钱就好。”

　　河水受到污染，鱼类鲜见，渔民们不再以捕鱼为生，而是捞猪。当记者把这个有点荒谬的问题提给李辅成时，他的脸色变得异常认真、严肃。

　　他从信访资料中找到一份“外荡水面使用证”，他们村有水面3556亩，“渔民拥有水面和农民拥有土地一样。”他指着这本1986年颁发的证书逐字念，“自发证之日起，本证确认的使用权属受法律保护，长期不变。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变动和侵占。”随即他抬高声音说，“现在水都污染了，我们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011年，李辅成向镇政府请求政府给渔民安排河道保洁的工作。

　　河道保洁原本不是承包给渔民，现在都包给了渔民，承包规格是：2000元/公里，4个人承包20公里，算起来每人一年能赚上万。今年承包价涨到3200元/公里。

　　渔民10天或一周清理一次所承包的河道，他们只负责打捞白色垃圾，捞垃圾时会经常碰到死猪，但渔民们不会打捞。原因之一是渔民捞了没地方放——岸上是农民的地。

　　为让河面干净，保洁员把死猪藏在水草里。等到死猪多得藏不住了，村子里的捞猪船队就过来大批量打捞。有的渔民就加入捞猪的专业队伍，毕竟捞猪一天下来可以获得100元或150元的收入，而从事河流“保洁”工作，则每天只能拿到80元。

　　陈巧根独居在渔民宿舍，宿舍门前的河道里停着一条捞猪船。捕鱼的网晒在草地，久不使用。他觉得，捞猪，渔民比农民有优势，因为渔民熟水性，懂驾船和拉钩技术。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另一个不利的地方——当他捞完死猪到镇上打的士，身上淡淡的猪尸味，让出租车司机不自觉地面露难色。

　　农户的考虑建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成本太高

　　养猪户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考虑，政府监管的无奈和投入的不足，成就了一河死猪当最反对养猪的渔民，也渐渐接受了捞猪的事实，污染河流的恶魔，就失去了它的最佳敌手。

　　3月14日下午，记者希望租一条船去采访捞猪。渔民徐玉妹帮记者联系了4户开船的渔民，记者的租船要求遭到拒绝。

　　3月15日早晨，记者在丰北渔村租船，依然没有人愿意出租。

　　河边洗衣服的年轻女孩、浜前煮猪食的老人、桥上溜达的路人，记者发现他们似乎没有多大兴趣谈论河流污染问题。

　　面对发展养猪业带来的污染问题，当地政府其实一直在努力改变。早在2003年，当地就提出养殖应适度集约，粪便应集中处理。对于养猪户乱扔死猪和偷排猪粪的问题，当地也曾花了很大力气追查。但在许留根看来，乱扔死猪、偷排粪便问题，政府不可能管好。“养猪的主要是散户，政府不可能时刻派人盯着养猪户，他们或许对河流污染的问题重视不够。”

　　3月上旬的一个傍晚，许留根在民丰村亲眼看到一个农户提着一大塑料袋猪去浜里扔，他呵斥后，对方又提回去了。陈巧根说，有一次他捞到一头死猪，尸体上还绑着块砖头。

　　3月13日，养猪户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称，乱扔死猪因为“死猪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而有很多烦恼”。养猪户忌讳死猪，在波动的猪价面前，他们不希望自己死猪成为一个不利的竞争因素，自行处理死猪的成本又太高。竹林村去年新建了一个100立方米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池，投资12万。

　　养猪户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考虑，政府监管的无奈和投入的不足，“成就”了一河死猪。

　　这几天，丰北渔村几个渔民，领到了7条政府发的载重量2吨的铁船。“因为渔民的渔船用来保洁和捞猪，太小了。”许留根说。

　　对于现在政府采取的打捞措施，李辅成说，“投入了资金，但没抓到根本。”

　　3月15日，许留根认为，治理污染最重要的解决办法是：对污染进行曝光。“死猪这么多，河水这么脏，农民也要看到，政府也要看到，这么脏怎么办？应该让所有人都来看，都来想办法改变。”

　　就在他说完这些话的第二天，3月16日，他从手机上看到了嘉兴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报道，发布会称，全市近一周收集乱扔死猪只有3601头。“你看看，这个数字……他们要掩盖什么？”许留根说。这一天李辅成也看了电视，他说：“嘉兴的两个环保局长，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嘉兴市的水质是合格的……河里都没有鱼了，水是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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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死猪？

　　优秀企业：死5%很正常

　　无论你养殖水平有多高，死猪总是会存在的”。的确，即便是养殖水平一流的广东温氏食品集团，也难以避免死猪的现象。温氏集团常务副总裁严百草2012年在接受农财宝典记者采访时透漏，每年的养殖过程中都会出现5%左右的死亡率。

　　中小户：死亡超过6%

　　2012年第一季度受年初流行性腹泻等疾病的影响，广东省新兴县的一位存栏150 头的小型规模养殖户为农财宝典记者算了一下全年的上市率，“一般情况下，100 头猪中最后大约有90头上市，而出现疫情的情况下，上市率远没这么高。”

　　广东博罗和记兴牧动物保健总经理翟元旭有十多年的从业经验。在接受农财宝典记者采访时，他曾总结，在某些猪场，死亡率竟然能够接近30%.死猪难以避免。当出现流行性腹泻或者其他疾病感染的时候，养猪的死亡率还是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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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猪肉也很值钱？

　　卖死猪的利润率超过300%

　　马克思说过，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他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而买死猪的利润，足以让人冒绞刑的危险。而卖死猪的利润足以让人冒绞刑的危险。

　　有人给农财宝典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头成年病死猪的收购成本一般仅为300~500 元，但经过屠宰，再用其他化学方法处理后，甚至能以仅仅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出。利润至少在3 倍以上。在0 元和近1000元之间，不少养殖户选择了后者。甚至一些有规模的养殖场出现了较大批的病猪、死猪，可以直接打电话叫这些猪中介来收购。“他们（猪中介）随叫随到，除非发生重大传染性疾病的疫情，一般都会把这些猪低价买走。”新兴县的一位养殖户阿牛（化名）告诉农财宝典记者。

　　“特别是将近上市阶段的肉猪，像2011年猪价好的时候，一头能卖到2000元以上，即使在上市前死掉，卖给猪中介也会卖个300 元以上，若只是出现了疫病，则卖价更高，甚至能卖到1000多元。

　　无公害处理费时费力！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政府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补偿方案，养殖户如果对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病死猪直接进行无公害处理，既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同时也得到不任何的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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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死猪肉小窍门

　　既然在实际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接触到死猪肉，那如何才能把这种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分辨死猪肉的小窍门。

　　鼻子闻：健康猪肉无异味，新鲜猪肉具有鲜猪肉正常的气味。变质猪肉不论在肉的表层还是深层均有血腥味、腐臭味及其他异味。

　　用手摸：健康猪肉有弹性，尤其新鲜猪肉质地紧密弹性好，用手指按压凹陷后会立即复原。变质猪肉由于自身被分解严重，组织失去原有的弹性而出现不同程度的腐烂，用指头按压后凹陷，不但不能复原，有时手指还可以把肉刺穿。

　　看脂肪：健康猪肉脂肪呈白色或乳白色，有光泽。病死猪肉的脂肪呈红色、黄色或绿色等异常色泽。

　　看外观：新鲜猪肉表面有一层微干的外膜，呈淡红色，有光泽，切断面稍湿，不粘手，肉汁透明。病死猪肉表面呈暗灰色，无光泽，有黏性，肉汁混浊。

　　看表皮：健康猪肉表皮无斑痕。病死猪肉表皮上常有紫色出血斑点，甚至出现暗红色弥漫性出血，也有的会出现红色或黄色隆起疹块。值得注意的是，正因多数病死猪表皮有明显的斑痕，屠工在宰杀分割时大部分都剥了皮，上市时猪肉都不带皮，这也是上市公母猪肉的特点之一，消费者稍加注意就能识别。

　　看肌肉：健康猪的瘦肉一般为红色或淡红色，光泽鲜艳，很少有液体流出。病死猪肉的肌肉色泽较深或呈暗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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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德国如何处理“死猪”

　　近来,上海黄浦江水域发现大量死猪尸体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黄浦江死猪”问题的出现,暴露了我国对猪尸等非经屠宰死亡的养殖动物的尸体尚缺乏全面系统的处置体系与机制。德国在此方面具有颇为具体与精细的规定,对中国相关制度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来,上海黄浦江水域发现大量死猪尸体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随着有关部门的深入调查,死猪来源的真相逐渐明晰。原因是:浙江某些生猪养殖户将养殖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死亡的猪尸体作为垃圾直接抛入江中处理,此行为最终引发了上海市民饮用水水源安全遭受威胁的危机。

　　“黄浦江死猪”问题牵涉民法、刑法与行政法等部门法多种法律问题,但它引出的最直接的法律思考问题是: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意外死亡的猪的尸体应如何得到合法有效的处理?

　　猪尸等非经屠宰死亡的养殖动物的尸体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垃圾。当前国内对猪尸合法的处置模式主要是无害化填埋；如何合理有效处置这类垃圾,国内尚缺乏全面系统的处置体系与机制。

　　德国的环保理念一直在欧盟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在循环经济理念框架下,德国的垃圾处理制度对于如何处理猪尸等动物养殖产生的衍生废弃物品具有颇为具体与精细的规定,它无疑对于中国相关制度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德国对于由动物产生的衍生物品垃圾的处理问题制定了专门的《动物副产品清除法》。制定该法是为了执行欧共体2002年第1774/2002号条例(该条例后由欧共体2008年第777/2008号条例作出修正)以及欧盟(欧共体)的相关法律文件。欧共体2002年第1774/2002号条例包含关于非用于人类食用消费的特定动物副产品的卫生处理条款。该条例第4至6条将动物副产品(或称作动物衍生产品)划分为三大类型,主要包括作为废弃物处理的各种动物尸体与动物器官组织。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意外死亡的猪的尸体一般属于无利用价值,但存在风险的动物副产品第二类型。

　　德国《动物副产品清除法》对于养殖动物尸体或其他衍生物的处理规定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该法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循环经济理念为立法宗旨与基准。它的一切规定的制定与执行都以不损害公共利益和环境利益为前提。例如,在《动物副产品清除法》第3条中规定,主管机关可以将具体处理动物衍生物品的义务移转给有关自然人与法人承担,但这一移转不得与主要公共利益产生抵触。《动物副产品清除法执行条例》第25条规定,德国《循环经济法》与相关的条例适用于在垃圾场堆放动物衍生副产品或相关加工物品的情形；在这里,垃圾处理中循环经济的理念得到了充分认可与施行。

　　其次,该法规定的义务类型与义务主体呈现多元化与体系化趋势。德国《动物副产品清除法》第7条规定,在相关区域出现动物衍生的副产品后,该区域的动物衍生物品所有者或持有者负有立即向专门负责清除衍生物的单位报告的义务；该法第8条规定,负责清除动物衍生物的单位必须毫不拖延地采集、汇总、运输与存储动物衍生物；该法第9条规定,对于不属于专门单位采集的动物衍生物,动物衍生物的所有者或持有者必须毫不迟延地向指定的处理企业、获准许的中转处置企业或指定的焚烧设施或联合焚烧设施送达动物衍生物品。

　　由上述的法条可以看出,德国法律对于动物衍生物的无害化处理规定了颇为多元化与体系化的义务类型与义务主体。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依据《动物副产品清除法》第10条规定,在专门单位采集动物衍生物或物主向有关机构递送衍生物之前,动物衍生物的物主还具有保管衍生物的义务。这条规定对物主的保管义务规定得全面而详尽,很值得中国立法者借鉴思考。依据这一规定,动物衍生物的物主在保管衍生物期间,必须将衍生物按不同类型进行分类管理,防止其受天气影响,并阻止未经授权的人士或动物接触这些物质；在动物衍生物被取走后,物主还必须对原先存放动物衍生物的地方立即进行清理和消毒。

　　最后,该法规定了全面与严厉的违法制裁措施。《动物副产品清除法》第14条规定了对于违反该法的各种行为的全面与严厉的罚款措施。对于负有处理动物衍生物品相关义务的各个主体,只要他们“没有或没有正确地或没有及时地”履行他们的义务,就将受到法律制裁；在这方面,采取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在义务主体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未履行义务的前提下,他们才承担法律责任。

　　此外,依据德国法律,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猪尸应当依据其对环境造成的不同风险性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与欧盟类似,在德国动物养殖衍生物品也分为三种主要类别。

　　第一种类别主要包括残留有违禁物质的动物尸体或尸块。由于这类衍生物对于环境来说具有高风险性,所以这些物品必须完全作为废弃物进行无害处理。另外两种类别的的动物养殖衍生物主要包括“为防止疫病扩散而捕杀的动物”或“由于商业原因或某种缺陷而不适合人类消费的动物尸体或尸块”；这两类的动物养殖衍生物在德国可以用于生产沼气、堆肥或者生产化肥。生猪养殖过程中非因疫病死亡的死猪尸体可归于第三种类别,因而可用于生产能源或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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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生猪死于砒霜中毒”或因一字之差

　　针对上海黄浦江飘浮死猪，死于嘉兴养殖户在饲料中添加有机砷制剂的说法，日前，上海市兽医饲料检测所采集了30份从黄浦江及上游水域打捞的漂浮死猪的组织样品进行砷检测，所有样品均未检出砷。

　　近日“嘉兴生猪死于砒霜中毒”的说法在网上广为流传，椐说，养殖户会把有机砷用在四月肥之类的猪饲料添加剂里，添加了有机砷可以促进猪性腺发育和毛皮亮，改进卖相有利于卖个好价钱。但副作用是有机砷蓄积在猪的体内会部分分解为无机砷，喂食四五个月后会大幅增加猪的内脏腐蚀和死亡率。有机砷蓄积在猪的体内会部分分解为无机砷，而后者是剧毒物质，俗称砒霜。

　　据了解，“嘉兴生猪死于砒霜中毒”的说法极可能是网友误认“有机胂”为“有机砷”，虽是一字之差，但两类物质却完全不同。由“有机砷”分解的“无机砷”，是一种剧毒物质，俗称砒霜；而“有机胂”是一类砷化三氢衍生物，是一种饲料添加剂，对于提高畜禽的饲料利用率、增强抗病能力有着明显作用。1964年美国FDA允许应用于饲料，1983年正式批准作畜禽促生长添加剂，我国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批准氨苯砷酸和洛克沙胂上市使用，允许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目前在世界多个国家畜禽养殖业中依然应用普遍，且用量较大的物质。

　　由于有机胂含有促进血红蛋白合成，改善生猪皮肤营养功能，生猪摄入一定量的有机胂之后在外观上会显得皮肤红润，毛发发亮，而这些并不是一些人误以为的生猪慢性中毒。通过饲料添加剂进入动物肌体的有机胂基本是以原形从粪便排除，规范合理的使用不会造成残留超标，截至目前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表明有机胂在动物体内环境中可能会转换为无机砷，同时也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证明规范合理的使用有机胂饲料添加剂会带来食品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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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病死猪“安葬费”落实有压力

　　农业部20日发布消息称，上海市兽医饲料检测所日前采集了30份从黄浦江及上游水域打捞的漂浮死猪的组织样品进行砷检测，所有样品均未检出砷。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砒霜”属于无机砷，是一种剧毒物质；有机胂是一类砷化三氢衍生物。无机砷和有机胂，“砷”和“胂”虽是一字之差，但两类物质却完全不同。饲料中加入的是有机胂制剂，而不是无机砷。

　　这位负责人说，有机胂药物饲料添加剂对于提高畜禽的饲料利用率、增强抗病能力有明显作用。我国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批准氨苯砷酸和洛克沙胂上市使用，允许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通过饲料添加剂进入动物机体的有机胂，基本以原形从粪便排出，规范、合理使用，不会造成残留超标。

　　截至目前，尚没有足够科学数据表明有机胂在动物体内、环境中可能会转化为无机砷，也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证明规范、合理使用有机胂饲料添加剂会带来食品安全风险。

　　■ 调查

　　嘉兴：病死猪“安葬费”落实有压力

　　上海发生死猪漂浮事件后，农业部13日紧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的通知，其中强调2011年7月，农业部和财政部已经出台政策，要求对年出栏5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给予每头80元的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

　　病死猪“安葬”补80元

　　这80元钱，等于是政府财政支付的病死猪“安葬费”。记者查阅资料看到，2012年农业部和财政部在相关通知中明确中央财政对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补助标准，即中央财政对一、二、三类地区分别补助60元、50元、40元，地方财政分别承担20元、30元、40元。

　　随后，浙江、福建、江苏、黑龙江等多地均出台了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经费地方配套政策。然而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的病死猪，并未“享受”到这笔“安葬费”。

　　养殖户称未拿到补贴

　　比如嘉兴，尽管浙江省嘉兴市畜牧局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死猪进行处理的农户每头可以补助80元，目前都已经落实到位。但记者在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平湖市漕桥镇孔家堰村采访时，向不少养殖户询问这80元钱的补助是否落实，他们表示，自己并未拿到这笔钱。

　　嘉兴市有关负责人向记者坦言，目前嘉兴的养猪业呈无序发展态势，饲养总量超过700万头，养殖过程中的死亡率即使按照1%计算，死猪总量也非常巨大，落实起来有压力。

　　补助不够无害化处理

　　其它地方，情况也大都如此。湖北神州畜牧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经理刘维军说，去年向有关部门申报了400多头的补贴申请，可到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钱”。

　　何时能到位？目前为止，记者采访中，还没有单位和部门能给出确切答复。事实上，就算80元的补助落实到位，也不能完全负担养殖户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费用。刘维军说，粗略计算，处理一头病死猪至少要1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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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质问：未检疫猪肉为何流入市场？

　　当地村民投诉几十次，监管部门查了许多年，这里的私宰生猪问题依然屡禁不止，以至于未检疫猪肉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这是发生在海口市拦海村的一桩怪事。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在拦海村调查发现，监管部门与屠宰户似乎皆有“苦衷”，究竟是私宰户“涉险过关”？还是监管部门“雷声大、雨点小”？
 
　　私宰泛滥，安全堪忧
 
　　这是海口市的一个城中村。据当地村民反映，这里白天街面平静，每日凌晨两点后，“屠宰大战”开始登场：“整个村子都能听到猪的号叫，持续到四五点钟，吵得人睡不好觉。”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里的私宰生猪已有许多年历史，直接从事屠宰、运输、销售的人员400多人，其中拦海村村民100多人，涉及40多个私宰户、销售户。
 
　　记者走访发现，这里的私宰生猪多在村民自家院内进行，条件很差，污水横流，气味难闻，对村民的生活环境影响很大。
 
　　一些屠宰户承认，这个村日屠宰量一般七八十头猪，逢节假日每天上市量可增加到200头，这些未经检疫的私宰肉主要流入海甸岛地区农贸市场。此前，海口市有两家酒店因购买海甸岛农贸市场的无证猪肉被查处。
 
　　海口市动检站执法队队长张志表示，生猪屠宰涉及食品安全，关键在于严格检疫。“上市的猪肉必须有"两章"（生猪产品检疫合格印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章）、"两证"（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而这个村的猪肉没有"两章""两证"，食品安全无法得到保证。”
 
　　据海口市商务部门介绍，以前进行的突击检查，曾在海甸岛三西路农贸市场查获大量未经检验检疫的私宰肉，当地私宰生猪问题已成为食品安全的重大隐患。
 
　　单一执法，都说无奈
 
　　针对拦海村的生猪私宰乱象，住在附近的一位海南大学职工感到费解：“私宰是非法的，拦海村的私宰却长期存在，应追究监管部门的责任。”
 
　　对此，海口市美兰区商务局感到很无奈。该局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仅去年他们就进行过28次打击私宰行动，但拦海村的生猪私宰就像“猫鼠游戏”，一查就收，查完又来。
 
　　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但海口市美兰区商务局局长周仁跃坦言，生猪私宰问题复杂，仅靠商务部门监管很难奏效。
 
　　周仁跃认为，食品安全是件大事，需要商务、工商、动检、环保、城管、公安等部门联手打击，才能收到实效。多年来，海口市、区两级没有建立生猪私宰综合监管机制，导致打击声势大、效果难持续的状况。
 
　　周仁跃举例说：“检查运猪车辆，进入私宰户院内等，这些行动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仅商务部门协调不了，难度太大。”
 
　　为此，记者采访了当地的动检、工商、公安、商务等部门，这些部门负责人均表示：“如果没有多个部门联合执法，长期存在的私宰村整治起来有难度。”
 
　　改善民生，清除私宰
 
　　政府部门多次整治，一些商户为何坚持私宰生猪？
 
　　“这个问题很复杂。”拦海社区居委会主任童海贤说，随着城市化发展，拦海村所在的海甸岛已经成为海口市的城区地带，土地被征收后，失地村民缺乏谋生手段。“原来有些村民在海口市食品公司从事宰杀生猪的工作，食品公司解散后，一些失业者开始以私宰生猪为业。”
 
　　屠宰户蔡珍坦言：“我们也和政府部门沟通过，希望能在附近建个定点屠宰场，大家合法经营，但这件事一直办不下来。”
 
　　“既然政府部门要求定点屠宰，为什么又不批准在我们村定点？”一些私宰户反映，他们曾经到一些合法的屠宰工厂工作，但是机器宰杀生猪肉色差、不好卖，没办法才来搞私宰。
 
　　屠宰户陈衍胜坦言，半夜在自家院子里杀猪，连儿子都埋怨自己，但全家人要吃饭呀，不干这个干什么呢？
 
　　目前，拦海村私宰生猪问题引起了美兰区政府的重视。有关部门已从商务、公安、城管、工商部门和街道办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并着手为屠宰户设立屠宰疏导点。
 
　　拦海村村民陈衍胜说，屠宰疏导点已经完工了，省市两级商务部门承诺的建设资金已部分到位，配发的车辆也已到位，目前已有部分屠宰户转入屠宰疏导点进行生猪屠宰。
 
　　记者从美兰区商务局证实，屠宰户反映的情况属实。周仁跃说：“目前还有部分资金没有到位，我们正在抓紧催促，使资金尽早全部到位。”
 
　　针对上述做法，屠宰户代表蔡珍、陈衍胜表示满意：“如果有了合法身份，又保障了生活来源，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呢？”多数村民期待当地政府将这件事办好：“切了多年的毒瘤，千万别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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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辟谣：死猪组织样品不含砷

　　据农业部网站消息，日前，上海市兽医饲料检测所采集了30份从黄浦江及上游水域打捞的漂浮死猪的组织样品进行砷检测，所有样品均未检出砷。

　　“砒霜”属于无机砷，是一种剧毒物质；有机胂是一类砷化三氢衍生物。无机砷和有机胂，“砷”和“胂”虽是一字之差，但两类物质却完全不同。饲料中加入的是有机胂制剂，而不是无机砷。

　　有机胂药物饲料添加剂，对于提高畜禽的饲料利用率、增强抗病能力有着明显作用。1964年美国FDA允许应用于饲料，1983年正式批准作畜禽促生长添加剂，是目前在世界多个国家畜禽养殖业中依然应用普遍，且用量较大的物质。

　　参照国际的做法，我国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批准氨苯砷酸和洛克沙胂上市使用，允许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由于有机胂还有促进血红 蛋白合成、改善生猪皮肤营养功能，因此生猪摄入一定量有机胂添加剂后，在外观上显得皮肤红润、毛发光亮，这并非是一些人误以为的生猪“慢性中毒”。

　　通过饲料添加剂进入动物机体的有机胂，基本以原形从粪便排出，规范、合理使用，不会造成残留超标。截止目前，尚没有足够科学数据表明有机胂在动物体内、环境中可能会转化为无机砷，也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证明规范、合理使用有机胂饲料添加剂会带来食品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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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水法防疫法 黄浦江丢死猪从重罚？

　　截至3月19日下午15点，上海市已经累计打捞死猪10164头。“仅仅依靠行政处罚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一位农业部门政府官员就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业内人士认为，死猪的规范处理不仅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规章，完善执法机制，同时也需要一线养殖户的配合，通过法律法规制约死猪处理行为。记者走访了一些法律界人士，探讨目前现有法规的框架下，乱扔死猪行为的法律界定以及惩戒依据。

　　养殖户是病死猪产生主体，有义务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乱丢死猪的养殖户应该担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受到怎样的处罚？2008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五条对乱丢病死猪做出这样的处罚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不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处置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染疫动物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运载工具中的动物排泄物以及垫料、包装物、容器等污染物以及其他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无害化处理，所需处理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可以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成批量地丢弃死猪，这个处罚显然太轻。目前来看，“死猪漂江事件”已经演变为一起触目惊心的重大环保事件，甚至可以说是一起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尽管官方称据水质监测仍然合格，但对公众构成的心理威胁不容小视。“如果对养殖户乱扔死猪仅面临行政处罚，并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对这类重大事件的处罚，应该上升到环境保护法甚至刑法的层面上。”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江志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般看来，乱丢病死猪和销售病死猪都对公众安全造成了隐患和危害，而对后者司法部门通常进行比较严厉的处理。据了解，因非法加工病死猪并对外销售病死猪产品，2013年3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张某某、郭某某判处了十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00万元；2012年底在黄浦江死猪的源头嘉兴，销售死猪案的三名主犯，则分别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水污染防治法》和《刑法》对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都有较严厉的处罚规定甚至判刑。《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或者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事实上，乱扔死猪对养殖行业也是一种的极大的伤害。英德市有二十多年养猪经验的养殖大户罗开明称，病死猪身上带有未知的病原，若乱丢死猪，其所到之处对周边养猪场的疾病防控无疑是重大威胁。此外，过万头死猪“漂江”，令养殖行业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

　　“相信未来这一类的处罚会加重”湖南农业大学国家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吴根义博士认为，本次事件不排除执法部门会根据《水污染防治法》对养殖户进行处罚。他说，养猪业的污染很大程度上都是对水的污染，各地划分限养区一般都限定了猪场离水源的距离，国家近几年对水污染的处理力度在加强。

　　广东红莲律师事务所律师范颖慧告诉记者，“针对此事，如果单纯地罚款解决不了问题，国家也会制定更为完善的法规，对有关行为的处罚力度逐渐增加。”她说，具体的处罚措施以及程度，还要看这类现象到底对公众以及行业造成了何种程度的危害，从法律角度来看，公众的声音仅仅是民意的一部分，不能完全作为衡量的标准。

　　最近，广东省政府法制办公布《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例》征求意见，拟加强对随意弃置病死动物的处罚。原条例是“对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染疫动物的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不得随意处置”。征求意见稿改为，“对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染疫动物的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禁止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死动物产品。不具备废弃物处理能力的动物科研教学和诊疗机构应当及时将产生的科研教学和诊疗废弃物送交指定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委托其进行处理；其中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病死动物及其相关物品送交指定的无害化处理场所，委托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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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猪在江上漂，却没有政府部门为此负总责

　　由于事实上存在的部门职能分工以及行政区域划分，一头“死猪”因此被大卸八块，不能得到集中妥善解决。这其实和平时人们办一件事要跑多个部门，道理是一样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这原则上没错，但造成的后果是：但凡对自己有利可图，相关部门就很积极，乃至于乱作为；而对那些需要承担责任且职能归属不清的事项，有关部门往往会找理由搪塞，也就是不作为。

　　进入3月，上海黄浦江上惊现上万具死猪，且每日过境不断，载沉载浮，惊起公众连番追问(综合媒体近日报道)。

　　这些猪到底从何而来，是否发生大规模疫情，又是否威胁到上海民众的饮水安全？一连串的问题，连日来在微博、报纸、电视上不断被重复，甚至有记者把问题带到了全国“两会”，向民政部请教猪的“身后事”该如何安排。遗憾的是，虽然各部门都出面回应，连民政部都耐心回答了记者提问，可依然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公众至今仍然不清楚，这些猪到底死于何处，为何顺江漂流而来？

　　例如，上海市政府专门就此召开专题会议，要求采取手段减少死猪流入该市流域。在事件处置中，市农业、环保、水务、绿化市容与卫生等部门均参与工作：市环保部门和水务部门的职责是加强跟踪监测，确保水质安全；市农委会同有关部门对打捞的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工商部门则负责对市场肉制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表面看，各部门都在坚守阵地，可问题是，查不出问题根源，相关部门也就只能被动应对。

　　发生死猪事件后，许多人把矛头对准了上游的浙江嘉兴市，那里有庞大的生猪养殖基地。据悉，目前嘉兴全市养猪户超过10万户，每年出栏生猪数量约450万头。但嘉兴市于15日夜里召开新闻通气会，称不能认定死猪全部来源于嘉兴，全市未发现动物疫情，江浙沪交界断面水质保持稳定。当然，当地还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应对问题发生。这也就是说，嘉兴并未承认死猪来源于当地，死猪的来源及其产生原因，仍然成谜。

　　数千头死猪漂流江上，却难住了沪浙两地相关部门，这说明什么？这表明，政府行为与公众诉求形成了巨大反差。公众想了解真相，单个的政府职能部门却不能提供真相；公众渴望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职能部门却只能盯着自己的职责范围。更重要的是，由于各自区域管辖范围不同，一条河被切成片段分属各地，导致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既然嘉兴称死猪并非全部来源于当地，上海总不能指责当地政府推脱责任吧？因此，对上海来讲，只有把问题留给上级部门去解决，自己则只能不辞辛苦地打捞死猪。

　　这还暴露了政府职能设置及其运作方式所存在的弊端。由于事实上存在的部门职能分工以及行政区域划分，一头“死猪”因此被大卸八块，不能得到集中妥善解决。这其实和平时人们办一件事要跑多个部门，道理是一样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这原则上没错，但造成的后果是：但凡对自己有利可图，相关部门就很积极，乃至于乱作为；而对那些需要承担责任且职能归属不清的事项，有关部门往往会找理由搪塞，也就是不作为。数千头终日漂流于河上的死猪，就这样撕开了相关职能部门的面孔，让人为之感到悲哀。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由一个个负责任的职能部门组成的。死猪在江上漂，却没有政府部门为此负总责，也没有政府部门因此被问责，这说明在对职能部门的权力分配及其监督上存在着严重弊端。当前正在进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减少职能交叉、提高政府效率。这起死猪事件，既揭示了问题之所在，也提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万头猪在江上漂，政府哪能不挨“刀”？死猪事件既对公共安全造成潜在威胁，也对职能部门行政能力提出考验。事件最终以何种方式终结，对公众来讲是检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一把标尺；对相关职能部门来讲，又是一份考验自身行政能力的公开答卷。如果没有部门为此负责，损害的将会是政府整体的公信力。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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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将与邻近省市对接防"死猪"事件再发

　　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上海环保、农业、环卫等部门将进一步与邻近省市有效对接，防止类似“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再度发生。

　　据了解，继21日基本完成上海黄浦江上游主干流水域漂浮死猪的清捞之后，22日打捞量继续减少。截至22日15时，上海相关区域内当天共打捞起漂浮死猪163具。22日相关检测数据显示，取水口指标未发现异常；出厂水指标符合国家标准。目前未发现销售不合格生猪产品的情况。

　　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说，上海绿化市容部门将在临近省界水域坚持巡防，并已组织力量在黄浦江各主要支流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还要完善日常巡查和执法联动机制。水务部门将继续对相关区域原水和出厂水进行检测。上海环保、农业、环卫等部门将进一步做好与邻近省市、地区和部门的有效对接，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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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称国外丢弃死猪现象普遍 必须联合治理

　　针对如何安全处理病死牲畜这一问题，本台记者日前采访了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专家彼得·本·安巴雷克博士。安巴雷克认为，丢弃病死牲畜的情况在所有国家都会发生，必须联合采用多种手段，从教育、培训、养殖业管理、政府应对措施等多方面努力，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安巴雷克是世卫组织的一位负责食品安全的专家，谈到近日上海松江发生的死猪事件，他说，这一事件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是因为其所涉及的规模和数字很大，这在中国都非常罕见。他同时指出，丢弃病死牲畜的事件非常普遍，在所有国家都可能发生。“它们经常会发生，在所有国家都会发生，特别是在那些畜牧业不是很发达的地区。而且，丢弃死掉的牲畜是农户们多年的惯常做法，而不是进行掩埋或用恰当方式进行处理。”

　　安巴雷克指出，一般情况下，当牲畜出现死亡，比较好的做法是用安全的方式进行处理，如掩埋、焚烧，或用其它方式进行销毁。因为这些牲畜可能携带疾病，传染给其它牲畜甚至人类。比如前几年爆发的禽流感，就具有很强的传播性。因此，对病死牲畜进行安全处理显得尤为重要。最近一些年，这一问题得到关注并被反复强调。

　　“在一些国家，有这方面的公共服务，地方一级政府会来处理死亡的牲畜。没有提供这些服务的国家或地区，农户一般会采用焚烧、掩埋或销毁等安全的方式进行处理，比如，在地上挖坑掩埋，或者焚烧。将死亡牲畜随意扔到路边、田野、河流、湖泊、水源，在任何国家都不是一种安全恰当的方式。”

　　安巴雷克介绍说，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动物健康组织都出台过相关指导方针和建议，涉及动物疾病防治、死亡牲畜的安全处理等问题。世卫组织也非常关注动物疫情可能对公共健康带来的影响，

　　谈到上海松江发生的死猪事件，安巴雷克说，中国地方政府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从现在的结果来看，这不是一种新爆发的疾病，也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影响。不过，查清原因非常重要，他期待着最后的结果。

　　“我认为，政府已经开始利用这一机会，让农民和当地政府进一步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险，这样一种做法在现代社会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将会造成河流水源的污染，特别是污染饮用水源。因此，重申并教育人们认识到这样做的风险，也非常重要，同时让人们知道，有措施来避免这样一种行为。”

　　他强调，不要仅仅关注畜牧业的数量增长，更要关注这一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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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决定死猪去向

　　中国产经新闻网报道说死猪事件的风头已经盖过了主席评选，被判无期的猪贩说，这次黄浦江死猪事件100%与猪贩被判刑有关。官方也表明这次死猪是正常死亡，目前所有的现象都明显指向死猪贩是罪魁祸首。

　　昨日，在新浪微博@农财宝典畜牧版，众多网友参与讨论了黄浦江死猪一事，微博话题是关于央视采访猪贩一事，但是从评论来看，猪贩被判并未引起行业人士的关注，出现这种现象很平常，收死猪的猪贩早已经不足为奇，包括大猪场在内，卖给猪贩死猪或者即将死去的猪是行业内的潜规则，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不合法的，也是对人们身心不利的。每年有许多黑猪贩窝点被端，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铤而走险呢？低成本高回报的利润是一个原因，四年赚几百万的例子想必足以令许多人动心。

　　还有网友评论，黄浦江死猪也是一件好事来着，因为要比上餐桌要好的多。或许这是一种进步，但更多的是暴露了行业监管的问题，监管不严好像很平和，监管一严便猪投黄浦江。

　　还有网友评论是道德缺失问题，有网友反驳说这不是道德缺失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了。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有问题那是道德问题，但是整个行业都出问题那就不是道德所要讨论的问题了。现在的食品行业是由市场决定的，国家的监管是建立在行业自律的层面上，但是在市场行为中，利益的博弈往往会忽略道德问题，甚至法律问题。养殖户的立场与消费者的立场并不统一，因为消费者普遍都想猪价低好，但是猪价低了养殖户利益就少了，在中国现有的生产水平上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食品安全是需要共同努力的，只有养殖户是行不通的，没有需求就没有买卖，只有大家都愿意把食品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上，而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加上监管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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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生猪补贴缘何被“失声”？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对于死猪漂浮事件，浙江嘉兴曾解释，由于嘉兴生猪总体养殖量大，正常死亡绝对量大；仔猪死亡率高；以及极少数养猪户随意丢弃等原因造成。记者调查发现，今年黄浦江出现大量死猪还和死猪贩入狱、补助不到位等因素有关。

　　有网友戏称：“猪都死不起了。”为什么死猪会被丢入河中呢？猪真的死不起了吗？自2011年起农业部出台文件规定：如果生猪养殖户的猪出现非正常死亡，给与80元的补贴。这一规定就是为了保证农户可以按照正常途径去处理死猪。这一规定的出台可以说是适合百姓实际情况，为百姓提供保障的积极措施，但是，养殖户对所谓的80元补贴却是一无所知。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导致政策的如此不畅通呢？

　　生猪死亡补贴一个利民为民政策的声音，为何在老百姓哪里却变成“失声”了呢？政府部门针对百姓实际的问题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是在下达、执行的过程中却渐渐跑了掉，最终没了“声”。我国许多问题出现的根源往往就是由于政策的落实和执行不到位造成的，百姓的声音传达不到中央，而国家的政策也未真正落实到老百姓的身边。所谓的国家政策、规定成为地方部门的会议精神、学习要点，却不是工作开展的规划，成为“一纸空文”。作为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必须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如果党和国家的政策连真正的执行、落实都是奢望，那么国家的建设还会有未来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可以说官员是国家的“播放器”因出台的政策需要官员去宣传，是国家的“打印机”因颁布的政策需要官员去执行和落实。国家的政策、举措初衷都是积极的、为民的，但要实现这一初衷关键是在于各地的官员，官员的作为左右着最终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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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猪引发产业思变：危机倒逼养猪业转型升级

　　事实上，我们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也看到了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所做出的积极思考和变革努力。“这是一次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好时机”——多名当地政府官员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两套产业转型方案，以及散户养殖的限制与升级，希望能够让黄浦江上不再有死猪的影踪。

　　危机倒逼：产业转型声声急

　　黄浦江死猪事件的持续发酵，让嘉兴新丰镇上的猪农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和挑战。

　　3月13日，国家发改委曾发出猪肉跌价的蓝色预警信号，称自今年1月下旬以来，受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节日性、季节性消费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生猪市场供求关系日趋宽松，价格持续走低。截至3月6日，全国生猪出场平均价格为每斤7.26元。

　　但嘉兴新丰镇镇北村的一户猪农告诉本报记者，自死猪事件发生以来，当地生猪的市场收购价格跌幅要远低于全国水平，目前每斤仅为5.6元。而在此之前，当地的生猪收购价还在6.5元/斤的水平徘徊，目前每卖出去一头猪就要比原来亏200元。

　　“出了事后，现在过来收猪的人越来越少，当地的猪农如今已毫无议价权可言，对方说多少就是多少。”新丰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黄军告诉本报记者。

　　新丰镇这个嘉兴规模最大的种猪养殖基地，曾品尝过“因猪而富”的辉煌。从上世纪80年代养殖输出“供港猪”开始，养猪，就一直是当地最大的收入来源，一度曾占到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50%左右。

　　据当地政府介绍，目前新丰镇的生猪产能高达25万头存栏量，46万头出栏量。由于数量巨大，当地根本消化不了产能需求，每年80%-90%的生猪都是供应外省，而最主要的就是上海、苏州和南京地区。

　　而如今，来自苏沪的猪贩越来越少，当地的养猪产业正面临最严峻的转型考验。

　　转型时机

　　新丰镇准备了两套产业升级方案，一是种生姜；二是养蜗牛

　　“我不会杀母猪，现在这种情况下，减产不理性，要撑一下再说。”嘉兴民丰村的猪农黄雨吉对记者说。

　　在邻居眼中，黄雨吉算是村里的养猪大户，建在家门口的一排猪舍里共养了300多头猪。

　　黄雨吉说：“现在猪农也比过去理性多了，以前亏了一窝蜂的全把母猪杀了，后来猪价贵了，又一窝蜂的全去抓小母猪，结果等你养大了猪肉又降下去了。养猪也要3年一看，2011年时1头猪可以赚1000元，现在虽然亏了但也熬得住。”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和黄雨吉想法类似的猪农不在少数。镇北村的一位猪农说：“要挺一挺再说，我现在的资金状况还好，因为饲料商会帮我们先期垫钱，他们把饲料拉过来让你的猪先吃，等猪卖了之后再把资金还给饲料商。所以我资金压力不大。”

　　但猪农们的这股“韧劲”或许在当下并不是件好事。新丰镇政府的一名干部说：“现在养猪亏了其实是引导当地产业升级转型的好时机，但矛盾在于，农户已经习惯了养猪，而替代的产业能不能吸引农户仍是个问题？”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镇政府准备了两套产业升级方案，一是种生姜；二是养蜗牛。

　　“新丰镇有两个农业特色，一个是生猪，另一个就是生姜。目前生姜在新丰镇已经有9000多亩种地，我们称作‘万元千斤’模式，就是一亩地产出1万元以上的生姜，外加1千斤一级晚稻，这个模式我们正在浙江省内力推。”

　　“另外一个是今年年初，我带了下面10村的村长还有部分农户到周边地区去学习，发现那边的白玉蜗牛产业做的非常好，必胜客里面吃的都是这个，而且生态环保，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产业对接，把原来的猪舍改建成蜗牛养殖基地。”

　　黄军说，从盈利的角度来讲，后两者与养猪的收益其实差别不大，特别是这两年生姜产业发展的很快，有的种植户收入已经很高，每亩收益的净利润已经达到1.5万-1.6万元，再加1000斤水稻，收入非常可观。

　　但黄军认为，仅此说服猪农放弃养猪仍有很大的困难，特别在观念的转变上，还有引导政策上。

　　另一位镇政府干部坦言，有些难题也并非单靠镇一级政府能够解决，相关的扶持政策和财政投入仍需要市区两级政府的给予才能办事。

　　养猪改革

　　根据规划，2015年前，嘉兴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要达到85%

　　一方面是引导转型，一方面是缩减产能。据当地政府介绍，2010年时他们采取的是生猪控量，但如今已转变成生猪减量。

　　黄军说：“农业专家给出的建议是，每亩地承载3头猪的废弃物，我们现在的耕地面积在5.9万多亩，所以新丰镇的生猪总数必须控制在18万头以内，但现在是25万头。”

　　目前，当地政府准备采取禁限区的方式来抑制生猪产能：从2013年起正式开始减量，将市级河道200米内、区级河道100米内、主干道100米内，统统划为禁养区，在2015年年底前把禁养区内所有的养猪户都关停。而限养区内，则严格控制猪舍的翻建和扩建。

　　除了缩减产能外，嘉兴小而散的养猪模式改革也是困扰新丰镇的另一项难题。根据《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2015年前，嘉兴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要达到85%。

　　“规模化养猪操作起来很难。打个比方说，我把30户猪农原来的猪棚全部拆了，统一进入到牧业小区，统一管理。但是难题在于，猪农在既有的养猪模式下，都已经有自己的猪舍了，你让他推掉重来，他不愿意。”黄军说。

　　黄军的看法是: “搞这个项目，必须要先有两个主体，一个是牧业小区，一个是当地的生猪协会。这个事情政府来做不合适，必须搞一个协会，让协会去牵头组织猪农30户、50户去做这个推进。”

　　不过一大堆改革难题也接踵而至。比如，投资几百万的牧业小区谁来出资建造？“我们希望是散户集体出资，股份化运作，政府适当配套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

　　现有的体制规则内，可以最大利用的激励措施是：市区两级财政鼓励支付10%建设费用补贴，农户假设造100万，政府补贴10万，但最高50万封顶。

　　“把分散农户做规模养殖的模式没有先例，现在只能做探索，但我担心农户又是股东又是经营者，恐怕在最终收益分红上会很难统一。”黄军说。

　　当地政府认为，目前，规模化养殖能给猪农们看得到的好处是：1.硬件设施会更好，污染处理更简单，不用担心像现在每天被环保巡逻人员找茬；2.规模化养殖能降低部分养殖成本。

　　“总之，农户都是很现实的，有好处他就干。所以作为政府来说，我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起步案例。”黄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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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猪补贴80元 为何养户拿不到？

　　根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的消息，截至3月24日15时，上海市相关区域内当天仍打捞起漂浮死猪98具，已做全部焚烧处理。目前根据官方公开数据的统计，上海打捞死猪数量总共已达10924具。

　　随着3月初上海黄浦江上游大量死猪漂浮事件的发生，有着嘉兴养猪第一大村之称的竹林村正成为外界集中调查研究的现实样本。关于猪农为何要向河道中抛扔死猪的疑惑，虽然众说纷纭，但至今仍无定论。

　　目前，新丰镇政府更愿意将当地“偶尔”的“抛尸”现象归结于：农户习惯差、环保意识不高等原因。而本报记者却在调查中发现，死猪抛尸的背后，正隐约浮现出一本令人生疑的经济账本。

　　竹林村的“辩白”

　　“我不扔的，我也不知道谁扔……这个东西不好说。”在嘉兴多个村的采访中，这是猪农们回答得最多的一句话。目前，只要问到有关死猪的去向，竹林村里几乎众口一词“去了处理场，打电话就会上门来收的”。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介绍说，新丰镇有系统的死猪处理收集办法，每个村会配备两个死猪收集员，每个村都有死猪处理池。谁家的猪死了只要一个电话，收集员就会上门来收猪。

　　根据当地政府的说法，猪农处理死猪似乎“轻而易举”，完全没有扔在河里的理由。

　　有消息称，自黄浦江死猪事件发生后，竹林村就增派了专门的死猪打捞队对其河道进行专职打捞。3月20日，当地政府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但并没有对打捞起的死猪数量做过任何数字统计。

　　“有个别农户存在这种现象，但是不会有一万头那么多，起码肯定不是在新丰镇扔下去的。”对此，黄军说。

　　在黄浦江的事态日趋严重后，新丰镇政府下发了《关于新丰镇畜禽无害化处理告知书》，新丰镇的干部告诉记者说，现在谁再敢扔死猪，抓到罚款3000元，行政拘留7天。

　　谁拿了80元的补贴？

　　在采访中，新丰镇政府将猪农抛扔死猪的逻辑解读为“环保意识淡薄”。黄军说：“我们每年都做猪农的宣传工作，把告知书下发到各家农户手里。但是农户环保意识差，习惯不好，扔猪就像生活垃圾一样喜欢随手丢弃。”

　　不过，据邻村永丰村一位猪农透露称，虽然说死猪扔到处理池是不要钱的，但如果你家死的是大猪，收集员就会叫来铲车，而每次铲车的费用要收80元。

　　目前，一头大猪的体重在200至250斤，根据目前5.6元/斤的生猪价格水平，死一头猪意味着农户至少要亏1120到1400元。有当地猪农称，过去会有专门收死猪的小贩来上门要，每头至少可以卖个200元左右，但2年前这种交易开始停止了，因为嘉兴当地政府开始严厉打击售卖死猪的行为。所以如今一旦猪死了，所有的成本只能猪农自己承担，如果再要猪农额外掏80元的铲车费，那无疑是雪上加霜。

　　黄军向本报承认，这一现象的确存在。“每个村子不一定，竹林村80元，有的村低一点，有的村不要钱。”

　　但黄军说：“这一现象多是针对母猪，一头母猪有四五百斤重，收集员抬不动所以必须用铲车。但是母猪死了有保险，可以得到保险公司1000元的补偿，没理由为了多付80元把1000元扔掉。”

　　而对于没有保险赔偿的大猪处理，该由哪方来承担经费，黄军没有做正面回答。

　　事实上，2011年7月，国家财政部曾出台政策，对年出栏5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给予每头80元的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而在当地的采访中，5个村的猪农几乎异口同声的表示，自己从来不知道有这一补贴规定。

　　对此，当地政府解释称，这80元的补贴需要做无害化处理才能拿到，由于村委会替猪农做了无害化处理，所以这个补贴没有发到农户手里，而是发到村一级。

　　当地政府没有透露这一财政补贴的总金额，根据《嘉兴日报》此前的报道竹林村的死猪数字，今年前两个月份，整个村子的死猪数量接近2万头，按照每头80元的补贴，意味着前两月内该村村委会就拿到160万的财政补贴！

　　而据黄军介绍，每年造无害化处理池的预算是嘉兴南湖区一级的财政支出，国家补贴并没有对这个进行投入。这笔补贴主要用于建造处理池所占耕地的土地处理所需支付的农作物“青苗补偿费”，另外还有两个收集人员的工资、收集车辆的费用以及无害化消毒的费用。

　　目前，各地政府虽然对“青苗补偿费”定价不一，但基本都在1000-2000元/亩的价格区间，即便征用十亩土地用作建无害化处理池，所需的费用也只不过需要1万-2万元。

　　新丰镇的一位干部说：“我们已经在考虑，把大猪铲车处理费用以后也由村一级财政补贴去承担，这个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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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严把三关让病死猪“变废为宝”

　　近日，上海黄浦江松江段水域大量漂浮死猪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与讨论，死猪等禽畜死体如何处理也成为热点议题。那么，台湾是如何处理病死猪这个棘手问题的呢？

　　三方法 死猪处理变废为宝

　　目前台湾合法处理病死猪的方法有三种，一是掩埋、二是焚化，但因为可供掩埋的土地不足，而小型猪场又没有能力投资焚化设备，所以目前这两种方法养猪厂鲜少使用，绝大部分都是使用第三种方法：交由签约的化制厂处理，将死猪做成肥料或饲料用肉骨粉。

　　据台中市养猪协会前任理事长林敏极介绍，在1991年以前，台湾养猪户自行处理，有的是土埋、有的透过火化处理，但是都会造成污染，其中焚化炉处理造成空气污染，遭遇环保窘境。1997年，台湾发生口蹄疫，有400多万头死猪，数量太大，动用大量土地掩埋，但是造成很多公害，比如会污染地表水源，以及产生病菌。

　　现在，台湾八成以上养猪户都是透过台湾7家化制厂来处理死猪。

　　举个例子来说，台中市某养猪户每年都会与台中市养猪协会、云林大胜化制厂签订合约：养猪户一旦发现病死猪，就要向养猪协会通报，协会就派出清运死废畜禽的化制原料运输车去养猪户家里把死猪载走，运到云林大胜化制厂处理。

　　养猪户一年缴纳一定的会员费，按养猪户养猪数量，划分不同的标准缴纳，200头到1000头的，一般会员费，每年在几千元（新台币，下同）。

　　死猪运到云林大胜化制厂后，会把动物死体透过物理化处理，进行 油粉分离，之后再利用高温灭菌、高温蒸煮等技术，把动物死体焚烧成肉骨粉，而比较新鲜的死猪，则可以回收为动物饲料，其他的就作为有机肥料。另外，经油粉分离，其中油就产生油脂作为化工、工业用油，比如制造肥皂等。

　　好技术 厦门去年引进

　　除了传统物理化处理外，如今还有台湾厂商研发禽畜死体无害化高速处理系统。这种处理方式透过生物科技处理，经过72小时、95℃以上的高温处理后，死猪可以做成全猪肉骨粉，同样可以变废为宝，在台湾也有十来年的使用历史。只不过一套机器要价60、70万元人民币，一般上万头的养猪场才会有配备。目前在厦门、三明均有引进，其中一家就是厦门国寿种猪开发有限公司。

　　将病死猪尸体丢入机器，机器自动粉碎切割处理，等到过一段时间出炉，已经变成了肉松状的物质……国寿主要从事种猪养殖，一般病死猪都是小猪崽，重量、数量都不算太大，以一年的死亡率3%来算的话，大概3000、4000头，量算小了，但过去也够头痛的。

　　当时，在处理这些病死猪时，国寿与绝大多数大陆养猪场一样，采取 化尸井的方式，我们在引进设备之前，在养殖场内挖了几个化尸井，一般个把月时间，就能把几头死猪发酵变成甲烷气体挥发掉。不过，李军山坦言，如果死猪量很大，化尸井就力不从心了，而且这样处理病死猪，对于土壤、地下水源，都会有一定的污染。

　　因此，去年7月份，国寿从台湾引进这套 禽畜死体无害化高速处理系统。李军山介绍，整个无害化处理的流程很简单，只需将病死畜禽尸体投入机器中，再加入麸皮、生物酵素，运行机器，就不用管了。机器将自动切割粉碎、生物发酵、高温灭菌，经过72小时，就会变成高档有机肥了。

　　卡三关 让死猪无法流入市场

　　以前桃园海滨也曾有人乱扔死猪，有关部门就透过监视器寻找源头，进行处罚。据台湾养猪协会业务课课长周志刚介绍，在台湾，养猪户是不能私自处理死猪的，否则就违反台湾废弃物清理法，将被以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金额按日连续处罚，罚款之余还要处以刑责，严刑重罚之下，自然也不会有人为了蝇头小利去卖病死猪了。

　　此外，为了预防死猪乱丢，或化制原料运输车中途开到不该去的地方 下货，让部分死猪流入市场，台湾相关单位管控也非常严格。

　　台湾的‘动检局’会在化制厂派驻人员，负责查验 ‘三联单’。周志刚解释，当运输车开到养猪场时，会取得三联单后核对病死猪数量是否正确，数量无误才能装载上车，并于三联单上签章备查。而当运输车送死猪到化制厂时，还要缴交单据，动检局的人就负责查对化制厂收到的数目是否相符。

　　除了看单子之外，每辆运输车上，都装有GPS卫星定位系统，在运送死猪的过程当中，相关单位可以随时追踪车辆的行驶路线，确保运输车从养猪场直送化制厂，而不是中途卸货。如果偏离了路线，很快会被抓出来。台湾养猪协会秘书长叶力子解释。

　　而台湾的死猪身上，也大有文章：养猪户得在每头死猪身上，撒上绿色的工业用色素，这种色素一旦撒上猪体，就会渗入猪只肌肉且不易清洗，这种做过记号的病死猪，可以提醒消费者注意。

　　卡住车、票据、猪只这三关，死猪肉还想流入黑心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