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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3月12日全国外三元价格排行榜

2013年03月12日全国土杂猪价格排行榜

2013年03月12日全国内三元价格排行榜

2013年3月12日猪评：猪群管理尤为重要

　　据锐奇数据监测的当地生猪报价信息统计，2013年03月12日全国各省生猪平均价格为13.10元/千克，较昨日下跌0.02元/公斤，跌幅为0.15%，较上周同期（3月5日）下跌0.72元/千克，跌幅为5.21%，今日猪粮比为5.59：1，与昨日持平，较上周同期（3月5日）下跌0.25，跌幅为4.28%(见图2)。

 

　　3月12日生猪市场行情与昨日震荡下跌，全国生猪价格最高地区为新疆省，生猪平均价为15.1元/千克，最低地区为黑龙江省，生猪平均价为11.88元/千克，两地区差异非常明显，全国大部分地区生猪行情震荡调整。

　　生猪价格低迷，养殖达到中度亏损边缘，让养殖户苦不堪言。前一段时间广东茂名猪只感染口蹄疫疫情被扑杀，昨日上海黄浦江打捞死亡猪只，不管黄浦江死亡猪只是因为感染某种疫情死亡还是如所说的是被冻死，这都是猪场管理人员对猪群管理不善引起的不良后果，这就要求我们在猪价低迷的时候，进一步管理好自己的猪群，将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值得一提的是，对已经死亡的猪只，一定要做好无害化处理，以免污染环境。望养殖户继续做好饲养管理，关注疫病发展形势防止饲料霉变，及时调整存栏结构，适时出栏。

四川首张家庭农场营业执照“诞生”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3月8日，全省首家家庭农场——“成都遛鸡哥家庭农场”在龙泉驿区成立，成都“诞生”了全省首张家庭农场营业执照。

　　获得这张执照的人叫黄伟萍(上图)，她的丈夫就是刘永好的徒弟——成都“遛鸡哥”朱福顺(下图)。

　　“遛鸡哥”朱福顺：给妻子锻炼机会 执照“投资人”写她名字

　　几天前，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就曾表示，受四川代表团委托，准备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份重点建议把家庭农场纳入工商行政登记，确立企业法人地位，从而在信贷、金融等方面享受与城市企业一样的权利和利益。

　　刘永好“话音刚落”，“成都遛鸡哥家庭农场”执照，成为了全省第一张家庭农场营业执照。

　　“早就想把养殖场发展成集种植、养殖、观光、餐饮、农产品出口为一体的综合性‘开心农场’。”朱福顺的养殖场已经创办了近5年，目前员工50人，年产值已达1200万元。去年底，还没有家庭农场的概念，朱福顺已经着手打造他的农庄，他投入近百万，将原来不到30亩的养殖场扩大到40亩，并划分出了餐厅包间、种植区、养殖区。今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农民搞家庭农场，朱福顺喜出望外，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3月5日，他向龙泉驿区工商局提出了营业执照申请。

　　记者注意到，这张注册号为“510112000102193”的执照核定经营范围是“种植花卉、苗木、水果、蔬菜；养殖家禽；农业观光服务”，出资额为人民币100万元，上面的“投资人姓名”是黄伟萍。朱福顺告诉记者，黄伟萍是自己的妻子，执照是他到工商局提交申请的，但为了给妻子锻炼机会，故以他妻子的名义进行申请。

　　龙泉驿区工商局：启动绿色通道核准申请 先鼓励做起来

　　“程序并不复杂，几天就能拿到执照。” 龙泉驿区工商局注册科科长张祥蓉告诉记者，家庭农场的注册难点在于目前没有关于如何办理家庭农场的意见和规定出台，家庭农场如何界定，多大规模，如何跟工商资本投资的农业企业进行区别成了一个难题，“我们接到申请后，立即向上级分管领导请示，并将这一申办情况向市工商局注册分局汇报，请求政策支持。3月7日，市工商局到龙泉驿区现场调研，在详细听取申请人的陈述后，现场提出了办理意见，我们为申请人启动了绿色通道，当日中午便为其办理了名称预先核准申请，10分钟后，朱福顺就领取到了经市工商局核准的名称申请。”

　　“只要在本地承包土地，经营多个综合性农业项目，都鼓励申请家庭农场。”张祥蓉说，家庭农场是个新生事物，国家还没有界定政策出台，目前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先鼓励做起来，等到国家相关政策出台了，有不符合规定的地方就整改。‘成都遛鸡哥家庭农场’目前属于个人独资企业，个人是投资人，承担无限责任，没有法人代表。规模扩大之后可以发展成有限责任公司甚至股份制公司。”关于家庭农场的贷款政策如何？张祥蓉表示还在进一步探讨中。

　　新闻对接

　　江苏首张家庭农场执照

　　属于个体工商户

　　日前，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南村村民于永军领取了江苏首张家庭农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有执照和没执照，区别很大。羊尖工商分局负责人说，于永军现在可以去税务局办理相关手续，同时享受国家规定的免税政策。今后有执照的家庭农场还可在贷款等方面获得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

山东临沂猪肉价格“跳水”降幅达25%

　　受供求关系的影响，春节过后的一个月，临沂猪肉价格持续走低，降幅达25%。业内专家认为，节后猪肉虽然供大于求，但是刚性需求未变，供求再度平衡后，猪肉的价格还将会逐步回升。

　　3月11日，记者从临沂市区齐鲁、红旗农贸市场获悉，临沂市猪肉价格继续走低，从春节前的32元/公斤左右，跌至目前的24元/公斤左右，降幅达25%。

　　据红旗农贸市场从事猪肉批发零售生意的李先生介绍，春节过后，猪肉价格一路下跌，无论是五花肉，还是排骨、精肉，每公斤普遍便宜4到8元钱。

　　记者从市牧畜部门了解到，目前生猪的价格已跌至12元/公斤左右，逼近全国猪价13元/公斤警戒线，比春节前下降2元左右，降幅达25%。养殖户每卖一头猪要亏100元左右，普遍性亏损局面已经出现，但是目前临沂还没有出现养殖户大规模低价抛售现象。临沂市牧畜局业务科的孙科长表示，春节前生猪集中出栏，年后需求疲软，目前市场已供过于求，且存栏量仍处于高位，短期来看猪价难“翻身”。他认为，节后猪肉价格下降属正常的周期性波动。但是，家庭、学校、机关、公司、单位食堂等对猪肉的刚性需求并未减少，这是决定供需平衡的主要因素。供求再度平衡后，猪肉价格还将会逐步回升，根据往年的经验，清明节后猪肉的价格可能会缓慢回升。

安徽蚌埠生猪市场价格继续呈现回落趋势

　　据调查显示：近日，蚌埠每500克猪肉（后座肉、全瘦肉、肋条肉）市场最高零售价格出现在春节前几天，分别达到14元、17元、13元， 其后连续六周回落，截止3月8日，市场零售均价分为11.2元、14.3元、10.3元，降幅为25%、19%、26%。生猪市场提前反应了这种价格回落趋势。1月中旬生猪出场价格达到今年最高每百斤880元，其后价格持续回落到目前的每百斤680元，降幅为29%。

　　生猪加工企业每年春节前的屠宰量和储备量都有所增加，加上百姓有腌肉的习俗，市场需求量大于往常，造成了生猪价格上涨，而市场零售价格也会水涨船高。春节过后，市场需求量明显下降，猪肉价格也持续回落。从玉米市场看，因天气转暖，雨水增多，坏粮风险加大，农户售粮心态急迫，玉米价格持续走弱，短期内决定了生猪价格不可能上涨。目前每百斤玉米价格为110元左右，猪粮比价为6.2：1，已接近盈亏平衡点。当生猪价格跌到每百斤650元时，养殖户已处于亏损状态，势必造成惜售现象。我们预计三月份猪肉价格没有大幅下跌的可能，但价格反弹仍需一段时间。

一头生猪两个月掉价400元 市场供大于求

　　“猪肉价格是比年前便宜了。”昨日，文婆婆在武昌徐东一超市买了些五花肉，“标价是10.8元一斤，前段时间起码要12元呢。”武汉市屠宰办数据显示，猪肉价格近两个月跌价两成。

　　记者昨日走访了丁字桥、水果湖、秦园路等地生鲜市场，发现猪肉价格均有所下降，但购买的人并不多。团结生鲜市场内的熊老板介绍，他经营猪肉生意十几年，春节后猪肉需求减少是一般规律，但今年正月还没完，猪肉价格就明显跌价，还是第一次遇到。在记者采访他的一个多小时内，没有一个顾客上门。

　　今年1月第二周，武汉市生猪收购价达到最高点17.92元/公斤。从1月第三周开始，生猪收购价就小幅下跌，跌势延续八周，到近日已经跌破14元/公斤。

　　武汉云龙养猪场场长张先生告诉记者，这两天的收购价为每公斤13元左右，而年前至少是17元。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头猪约200斤，去年底一头猪1700元，现在仅1300元，足足有400元的差价。按照目前的成本，收购价要达到14元，才能不亏本。现在一头猪亏本100元，养猪场每月出栏量约2500头，这样一来，一个月就要亏损20来万元。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前两年猪肉行情好，母猪出栏量增加，而今年需求不如预期，导致全国市场供大于求。目前全省不少地区生猪价格已跌破或接近盈亏线。今年生猪存栏量处于高位，预计生猪价格短期仍有下跌趋势。

谈大部制改革背景：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

　 3月10日，我国大部制改革方案公布。根据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将减少4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将减至25个。整份方案透露出，今后将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政府职能与角色的转变。

　　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

　　众所周知，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中，不时出现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相互推诿等情况，对此，民间戏称“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也有“九龙治水”等说法。大部制改革，就是要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部门集中成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减化行政审批，提高政策执行效能，降低行政成本。

　　“虽然改革开放后历次行政体制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政府权责界限仍然不够清楚，管了大量不该管的事情，抑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大部门制改革一定要走出“一个部门管不了、多个部门管不好”的恶圈。大部门制改革的精髓和宗旨在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消除监管盲区，形成监管合力。

　　厘清政府权力边界

　　此次大部制改革不是单纯的机构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指出，这次改革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更加强调“职能转变”。他说：“职能转变，就是要明确权力界限和各自的职能，把该管的事情全力管起来，把不该管的事放下，交给社会，交给企业。”

　　政府职能转变，意味着今后政府将适当放权，不再大包大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指出，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

　　“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厘清政府的权力边界，明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限。”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说，厘清权力界限需要真正界定清楚政府的基本职能和权力，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

　　刘俊海认为，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的重要理念就是，政府部门的职责仅在于市场失灵时，启动行政手段，康复市场的理性与自由，而非抑制和取代市场的理性与自由。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市场有自愈的功能。

　　专家们还建议，要充分发挥非政府机构社会管理的力量和职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首先，向社会公益组织放权，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其次，加快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走出一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有机结合的新路子。再者，赋予社区更大的自治权，将社区打造为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平台。他还强调，加快向社会放权、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加快建立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有效沟通，使利益表达与诉求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公共产品。

　　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

　　专家指出，大部制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此次改革只是其中一部分，未来还将对有关部委进行撤并调整。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强调，必须认识到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多问题的解决只能一步一步来。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的管理模式。

　　马凯指出，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的要求，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刘俊海建议，在推进大部门制改革过程中，应当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弘扬主体法定、职权法定、程序法定、问责高效的法治政府精神。对大部门权力的监督与制衡，除了有赖于大部门的内控机制和慎独自律机制外，还需要完善法律监督机关(包括但不限于监察机关)的监督程序以及人民法院的司法救济体系。同时，要强化大部门的信息披露义务，旗帜鲜明地强化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的监督力度，确保大部门权力的运转随时处于媒体和公众监督之下。

高亚飞代表：“将来农村的土地谁来种？”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农村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将来的土地谁来种，畜禽产品谁来供？”全国人大代表高亚飞用质朴的语言，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３月６日下午，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出生于农村的高亚飞2006年辞掉学校老师的工作，回到农村从事养殖业。他说，七年来，他亲身见证了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分享了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农业生产出现的潜在危机。

　　“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少、年龄越来越大，目前农村主要劳动力还是50年代的人为主，以中老年妇女为主，60、70年代的人很少从事农业生产，80年代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地怎么种、猪怎么养。”高亚飞直言，目前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劳动力严重断层的困境。

　　“来北京之前，我特意去一些地区进行了走访，也听到了一些农民兄弟和合作社带头人的心里话。今天我想把这些建议在会上说一说。”高亚飞说，结合目前农村现状，要解决好种和养的问题，就要鼓励和引导职业化的新型农民和产业化的企业组织到农村就业、创业。

　　高亚飞说：“温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农村土地制度关乎农村的根本稳定，也关乎中国的长远发展，其核心是要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这一点我的感触太深了，要想使咱农民的财产权益得到保障，消除农民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顾虑，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加速开展农民承包的土地进行确权颁证，让农民自愿把土地流转、托管、入股到新型农村经营组织中来。”

　　高亚飞还说，农业已经进入规模化、现代化的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物资成本越来越高，资金要求越来越大，一般的家庭和小微企业缺少融资手段，无法进一步发展现代农业。

　　他建议，政府应当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合作组织和种粮大户打通融资渠道，加大科技投入，加大产学研合作，通过内培加外引的模式，建立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人才队伍。“落实好一系列政策，才能使职业化的新型农民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